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王阳明传习的都是圣人之道

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全是为了建立起重道德本体,道德自觉,道德实践的思想体系,并以此净化心性,变化气质,淳化世风,成就道德,成长生命,成全人格。这是一条人文的路线,这是一条心性的路线,这是一条伦理的路线,这是一条"为己"的路线,这是一条内圣外王的路线,这是一条"求放心"的路线。总之,这是一条圣人的路线,而王阳明所全力传习的正是这条"圣人之道"呢!

《老子》的圣人之道及其现代意义

老子是道最深刻的体察者和最完美运用者,圣人之道寄托了他全部的政治理想和哲学思考。文章在深入探寻老子圣人之道精髓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内容,指出重点发扬圣人之道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很有帮助。

“《大学》非圣说”析论--关于“圣人之道”的不同诠释及其演变历程

二程开启了《大学》诠释的先河,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把《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编在一起做章句集注。自此以后,其被合称为“四书”,并逐渐取代“五经”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大学》为“四书之首”的观点,将其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认为,“格物”是《大学》的核心观念,通过“格物”可以达到“致知”和“穷理”,最终实现理想的道德境界。程、朱均推崇《大学》,认为《大学》为孔子所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如杨简、陈确、汪中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提出了“《大学》非圣说”。而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他们与程、朱在对“圣人之道”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大学》非圣说”是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的产物,体现了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学术发展历程,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降中国学术思潮的更替及各学派的兴衰。

论老子的“圣人之道”

在《老子》八十一章中,大约有二十五章谈到了“圣人”问题。所谓“圣人”,是指那些具有最高道德、最富有智慧的人。儒家往往用以指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而《老子》中则没有确指,而是作为一种最高的理想人格。

无用的“圣人之道”和丢失的“天性”——晁公遡散文论略

南宋文学家晁公遡的散文以封建道义和人的"天性"为依据,对封建官吏和士人的种种市侩作风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其批判世风的主题在宋人中比较突出。同时他也讴歌和呼唤封建士人为国捐躯、不事权贵的高尚人格,礼赞发于"天性"的亲情、乡情。其艺术表达长于正反结合,褒贬鲜明,详略得当,多心理描写。部分文章抒情性、叙事性较强,在好议论的宋文中比较别致。

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也谈《原道》之“道”

对《文心雕龙·原道》篇“道”的看法,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所谓“原道”,是说文原于道,或者,文本于道,此指自然之道。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据道为文,道又因文而明,由此产生了圣人之道。故《原道》中的“道”,也包括了圣人之道。关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认为自然界的色彩、形体,以及日月之使天空生辉,山川之使大地绮丽,都是体现宇宙间一切事物本质的文,它和天地并生,是自然的。作者从天地之文,联系到“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三才”中居主要地位的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思想而语言,语言而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道。而且“傍及万物,动植皆文”。《原道》

从本然一多到应然一多——邵康节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普适性辩护

儒家“圣人之道”何以是普遍的价值原则?在宋儒邵康节的辩护体系中,主要通过论述一多之间的普遍对应来澄清。依据宇宙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邵康节首先就“太极”(“道”)之“一”与万物之“多”间的对应关系作了相应说明。基于一多对应由本然向应然的“致用”,邵康节不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对于天下万民的普遍范导意义,还从实质内涵方面阐发了“圣人之道”自身的普适性意蕴。以揭示“圣人之道”的普适性意蕴为基点,邵康节完成了对儒学的道学化重建,为儒家在理论上与佛道相抗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老子政治之道的理想形态及其逻辑结构

老子阐发了侯王之道和圣人之道这两种理想政治之道。前者次于后者,后者为理想形态,前者为理想次态。二者皆以以民为本为思想基石,以与道同一为思想原则。老子政治之道具有内在的逻辑:起点是人民,终点亦是人民;基点是人民,而其顶点则是圣人。在整体上,老子政治哲学逻辑结构图可谓一个竖立的圆圈。

试析荻生徂徕道论

荻生祖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思想家,古学派之萱园学派(又称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徂徕不满于后世儒者(中国和日本)对“道”的解释,主张通过“古文辞”方法来探究“道”之意蕴,以期对“道”作出经典的、切合先王本意的阐释,达到恢复儒学本来面貌的目的。在徂徕看来,“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指中国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位圣人。因此,“先王之道”

记二程对佛、道的批判和汲取——兼论对鬼神说的批判和让步

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儒为统”,兼采佛、道,熔三教于一炉。作为理学的主要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在创立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明显地利用了大量的佛、道两家的思想资料,使其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又认为佛老宣扬的某些观点和封建伦理有忤,任其发展对维护封建统治不利,故而他们对佛、老也有所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多出于维护封建伦理之目的,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传高子绝学 续攀龙心意:高攀龙《周易易简说》的易简之道诠解

学界对于高攀龙易学虽然有些研究成果,但多笼统讨论其易学与思想的关系,而对于其代表著作《周易易简说》的全面深入研究仍然很少。事实上,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对弥补学界高攀龙易学研究的不足,传承高攀龙的易学绝学,并接续其注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易简之道和传承圣人之道的心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周易易简说》有三大注易原则,即以孔子《易传》为宗、易简注易、以主爻为中心;其次,《周易易简说》解易有三大合一的特点,即心易合一、人天合一、体用合一;最后,《周易易简说》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生生”的本体论思想、“易即人心”的认识论思想、“易即体即用”的体用论思想和以注易继承“圣人之道”的哲人情怀。高攀龙易学不仅有明显的心学易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容易简单的注释当中,熔铸了自己一生的抱负和人生经验,希望后人能够融通易道,进而发扬儒家圣人之道。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通往圣贤之路:二程道德诗学抉论

程颢和程颐直承孔孟为己之学,成为真正以人文世界为主体、道德修养工夫为主导的先驱者。二程认为,通过涵养省察可以掌握圣人之道,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优入圣域并获得内心快乐。立基于此,二程的文艺观念着眼于"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家先训,又以"学以至圣人之道"为宗旨,重在体味和涵泳,最后的归宿是人的诗化。二程有意忽略或排斥文艺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功能,实际上是提供一种道德诗学的发展方向:突出文艺本身的现实取向和人文理性,展现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在涵泳天道、体察性理的过程中表达淑世情怀。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唐宋学术转折与道学文化的兴起——略述包弼德教授的程颐研究

唐宋学术转折与道学文化的兴起———略述包弼德教授的程颐研究周晋１９９２年，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出版了一本评论唐宋学术史的著作，书名叫做《斯文：中国唐宋时期的学术演变》（ＰｅｔｒｅＫ．Ｂｏｌ，”ＴＨ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ＯＵＲＳ”—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

孟子的圣人观浅析

圣人,在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反映得是比较多的。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圣人观”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剖析它,对于我们考察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孟子是先秦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又是左右我国思想传统的儒家学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因此,剖析孟子的圣人观,不仅对了解孟子的哲学思想,而且对认识儒家学派的发展,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一、从孔子到孟子,圣人由抽象到具体,从高不可攀到立于人间春秋时代,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圣人是被看得很神圣的。孔子对于尧、舜、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

论《老子》作为手段的“道”与作为目的的“德”的统一

“道”与“德”是《老子》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老子的“道”与“德”从根本上说是从手段与目的角度提出的。“道”的基本含义是“途径”、手段;“德”的基本含义是“得”,是获得。“道”在《老子》中区分为“常道”与“非常道”,“德”也相应地区分为“常德”与“非常德”。“道”具有消极的特性,“德”具有积极的特性,二者是消极手段与积极目的的统一。其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矛盾相反相成的观点、循环论观点和自然之势不可违抗的观点。而春秋时代平民阶层所具有的负淘汰文化机制是其现实的生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