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之治:商鞅的法治论及其内在逻辑

《商君书》提出了理想政治统治的法家模式,其中包含一套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论:以圣王为起点,导向君主集权制的圣王法治。在“君-官-民”三方法治结构中,法既治民又治官,也抑制君主私人意志。商鞅法治论以最低限度的道德为底线,反对礼治、德治,但并不反对德性之治。商鞅贵势审数,以重刑主义、连坐思维、奖励告奸等措施严密法制,以信赏必罚树立公信,试图以强势的可操控性实现无为之治。商鞅法治论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君主无为的制度化,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法治的可持续性。

先秦圣王治国论的理论盲点

圣王治国,是千百年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士、普罗大众共同期盼的政治理想。但是,这种政治主张里边,却隐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可以视之为被良好愿望所遮蔽的理论盲点。概而言之,其理论盲点有四个方面:其一,主张圣王治国而忽视了圣王产生的途径,没有顾及理论主张的逻辑自洽性;其二,忽视了个体有限性与社会事务无限性的矛盾,这是圣王治国论无法克服的内在痼疾;其三,没有看到言官、谏官的权力行使与权力来源的矛盾性;其四,忽视了圣王治心与心之本性“几自由而不可方物”之间的矛盾。圣王治国论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理想,其历史局限性非常明显。

荀子的“圣王”观及其对王权正当性的论述

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①问题。荀子的"圣王"观、道论、礼论、仁论、义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就是讨论什么样的人配拥有最高政治权力,以何种正当的方式行使政治权力,以及最高政治权力如何合理、平和过渡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荀子的王道政治不否认战争,只要战争是合乎道义,则战争就是正当的。荀子反对"禅让制",并反对种种禅让的理由,其精神实质是,他认为"禅让制"无法体现最高政治权力转移的正当性要求。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来看,荀子政治哲学中包含有某些专制政治的思想因素。但从主流上看,荀子政治哲学肯定民意、民心是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理想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可以通过重新解释而被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吸收的重要资源。

孔孟抑或圣王: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的复古选择

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是日本德川时期古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上既有相似性,更有差异性。他们在复古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仁斋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论语》和《孟子》是一切学问的根基;徂徕则贬斥孔孟,将古代七位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推向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同时认为记录"圣王之道"的六经高于《论语》和《孟子》。导致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既有两位学者对中国古代圣贤、儒家经典的不同理解与诠释,也有他们对德川时期社会现实的不同体会,以及各自建立新学派的需要。

荀子的“圣王”概念

荀子所处的时代,天子大权旁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面对"欲多而物寡"则争、人"群而无分"则争的状况,究竟由谁、又当寻求何种手段和方法以止争去乱,有效地重建政治秩序?荀子将视角转向"尽伦、尽制"、德位一体的圣王。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内容指涉方面体现在许多相类似的概念上,表现出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的统一,而荀子之所以推尊德位一体的圣王,在于他真切地看到了"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处境,以为当今之世,足于"县天下"、"擅天下"者,非圣王不能。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圣王的秩序:荀子政治哲学解读

荀子政治哲学建基于其早年学术积累和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社会境况等因素对其宇宙观、价值观及其思想中各种概念、命题与问题意识的影响之上。按天人之分和性恶论的观念,荀子将建构政治理论的着眼点放于对现实中的人性、政治起源与本质的探讨之上。为解决其预设的各种问题,荀子在重视礼治之价值的同时,继承各种思想资源和自身对现实社会情境的思考,致思于理想秩序的图景,构建出圣王政体。因荀子政治哲学诞生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基础之上,此种社会与思想资源早已限制了荀子构建政治理论时的视野,致使其学说在未来实践或与其他思想碰撞后必然暴露出在其理论框架下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

夏商神龙祐王的信仰以及圣王神子观念

最近几年来,笔者以夏商礼器的纹饰、甲骨文、金文和传世神话内容互相参证,发现华夏巫觋信仰中有颇为关键的双嘴夔龙崇拜。此种崇拜滥觞于中原夏人巫觋文化中,且影响商周信仰的发展。在上述研究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用甲骨卜辞、传世神话、古代美术探讨中国帝王观念与神龙信仰的关系。华夏先民相信,大巫魁酋或立国圣王都不是由人所生的凡人,而是由神龙所生的神人。圣王神子从其母体获得了超俗的智慧,故能通天通地,成大巫、国王,智明治理天下,管制黎庶。此种观点自上古流传至近代。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圣王创制论的起源及影响——中国古代关于货币起源的一种主要观点

圣王创制论是中国古代关于货币起源的一种主要观点,认为货币是圣王为解决民间交换的困难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圣王创制货币可以应对天灾、解决资源不均衡问题、调剂流通、实现社会和谐。圣王应该控制货币的制造、流通等环节,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货币的认识,衍生出一系列货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圣王今王化"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今王圣王化"的效果则大可置疑。

荀子“圣王”的三种解读

"圣王"为儒家的最高道德理想及政治追求,其内涵及谱系在先秦时期并未确定。根据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创见,"圣王"这一概念也是历史逐步发展和丰盈的产物。"圣王"在孔孟处鲜有提及,儒家普遍追索的"内圣外王"之道实则应该追溯至荀子。荀子的"圣王"以德行、礼法和具体历史人物为考量,包括"非圣人莫之能王"、"礼莫大于圣王"和"具名具象的圣王"。根据对"先王"与"后王"两种"圣王"的历史争论的梳理,二者均无法解决"礼莫大于圣王"的逻辑先后问题。然而,"君师"作为荀子"圣王"的第三种解读维度可以解决此困境。因为若将"圣王"视为动态的、层累的和开放的概念,它的内涵可以在历史的诠释中得以丰富。于是,荀子以"君师"来解读"圣王",不仅将历史经验现实化,为儒家"圣王"理想提供了实现路径,更影响后世儒家将"帝王之师"作为毕生的政治追求。

《尚书》“圣王”形象“被同质化”研究——尧、舜、禹、汤、武形象考察

《尚书》尧、舜、禹、汤、武等"圣王"的历史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呈严重的"被同质化"情形。其实这些"圣王"形象各有不同,实分属为"道德圣王"型、"功绩圣王"型、"革命圣王"型。"被同质化"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文化需要一种不变的"存在"来使人们获得社会稳定感和道德向心力,这就需要造成一种社会和道德"体系"来表示这种"存在"。《尚书》及其相关学术的传播是"被同质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圣王作乐与国家宗教

"圣王作乐"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其起源可以追索到中国音乐思想的神话时代,后来发展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的历史定制,成为历代帝王的政治实践,由此神话进入历史,历史被神化,其政治伦理指向国家认同,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是否遵循礼乐仪典的传统有密切关系。所谓"国家宗教",是指包含了国家信仰、天道崇拜、集体秩序和国家仪典的综合体,它强调社会等级秩序,为国家的存在提供终极价值依据,礼乐制度是其文化上的基本设计,音乐成为政治化国家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地解释了"圣王作乐"的合理性,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古代礼乐及其制度,是一个值得开掘的新领域。

圣王故事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先秦儒家有关圣王的叙事是儒家圣王崇拜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先秦儒家讲述的圣王故事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复述,其中掺有许多主观杜撰的成分。在圣王故事中,圣王被描述为道德完美的理想化人物。圣王崇拜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古希腊那样发达的神的观念。圣王故事是先秦儒家全部政治学说的理论依据,通过讲述圣王故事,先秦儒家实现了对道义、至善的理解,从而形成了有关应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

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儒家圣王的比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对哲学家和哲人王的描述,而先秦儒家传统中有对圣人以及圣王的诉求。哲学家和圣人都是先知先觉者,并通过心灵及精神上的转化来觉醒他人。他们都强调道德德性,都试图用一定的秩序来规范现实的世界以实现理想政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差异体现了他们之间有着更加深刻的本体论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柏拉图的哲学家不情愿在现实中做哲人王,而儒家的圣人却以在现实中成为圣王完成自我修养的目标。

从“圣王之禁”看《管子》的法治思想

《管子·法禁》连续提到严禁臣属违犯法律、欺瞒君主、独断专权、结党营私的18种行为,称为"圣王之禁"。"圣王之禁"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通过维护君臣"和同"、惩治官员犯罪以实现君威国安;"圣王之禁"是约束官吏的行为准则,严厉禁止和打击官员的不忠不义、欺君叛国、勾结拉拢、结党营私、滥用权力、不尽职责等行为;"圣王之禁"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法治手段。前提是要有法律制度,关键是要做到"禁必欲止",实现的保证在于君主自身的治国本领。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圣王之治的理想追求与儒家“大教育”制度建构的文化反思

出自对"圣王之治"的不懈追求,儒家致力于"大教育"的制度建构,注意到教育的道德价值及其对宗法等级社会的契合度,但这一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免出现某些偏弊,需要因时变革。从文化上反思儒家"大教育"制度建构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复杂互动关系不无启迪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