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

基于激活理论,以趋避动机框架构建消极情绪对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影响模型,并通过120个团队57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地位稳定性、地位差异性在二者间起调节作用。其中,与高地位稳定性相比,低地位稳定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与高地位差异性相比,低地位差异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

农村幼儿园教师缘何缺乏地位认同?——基于10省22县(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地位认同是农村幼儿园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路径。本研究基于课题组对10省22县(市)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幼儿园教师普遍缺乏主观社会地位认同,75.36%的教师认为自身社会地位处于中层及以下。描述统计表明,农村幼儿园教师地位认同在年龄段、婚姻状况、职称、编制身份、行政职务、有无教师资格证、是否为师范专业毕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及夏普里值分解法探究农村幼儿园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因素贡献率,发现经济收入、职业发展、尊师氛围和工作量四个维度的13个变量对农村幼儿园教师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作用,四个维度影响因素贡献率存在差异,其中经济收入是影响作用最大的维度。为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地位认同,应从提高经济收入、促进职业发展、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减轻过重工作负担方面综合发力。

重提一个命题: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以“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为例

研究国家课程,不仅要研究国家课程本身(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材等),而且要研究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审视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实施、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倘若实施效果不佳乃至较差则究竟是何原因等。笔者近三十年前曾提出“课程的实践命运”这一命题(其确切表达即为“国家课程的实践命运”),并对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教师因素与学生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现在重提这一命题,认为影响国家课程实践命运的学校内部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作为课程施教主体的教师及作为课程学习主体的学生;其影响分别体现为校长对国家课程的“地位赋予”、教师对国家课程的“内容重组”、学生对国家课程的“文化反应”。在三十年前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校长,指出不论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校长都对国家课程在本校课程系统中的实际地位进行着事实上的“赋予”。这是我们认识、审视及反思国家课程实施乃至国家课程本身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基本常识。这意味着,国家课程在学校中安身立命并非易事,国家课程在学校中的地位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国家课程本身需要边实施、边反思。

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高校博士后抑郁的影响: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压力感知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我国高校博士后普遍面临较高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风险,但其原因和机制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对高校博士后科研人员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压力感知在其中的作用。方法:对某高校博士后科研人员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量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和患者健康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05份。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PROCESS宏程序进行链式中介分析。结果: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相关(P<0.01),与进站年限、压力感知和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均P<0.05);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压力感知和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均P<0.05);压力感知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1);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压力感知→抑郁链式中介效应显著(P<0.05)。结论: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当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压力感知影响高校博士后科研人员的抑郁情绪,研究结果为预防和干预博士后群体抑郁情绪提供了靶点,也为高校青年教师心理健康促进策略的制订提供参考。

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研究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存在学术纷争,引发出其在民事诉讼中地位认定模糊的问题。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给出了答案,即仍应将其认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没有必要规定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时,民法主体和民事诉讼法主体分离趋势由来已久,民事诉讼法主体资格的扩张往往是由于实践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推动民事主体变更。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本体尚不存在独立起诉应诉的可能性,无法取得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法应以物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准确的定位,并且根据利用主体不同,从法院和当事人角度分别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妥善利用新兴人工智能技术,以维护司法秩序,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基于经济地位认同偏移视角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为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高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同时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主观经济地位,提升客观经济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增加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水平,进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地位激励、自我效能与员工创新行为改善:机理、路径与策略

以地位激励促进员工积极主动创新,关键因素并非职位、头衔的高度,而是地位升迁变化所带来的新颖性、颠覆性、关键性冲击强度,这将直接影响个人的情绪感受和心理感知,刺激员工为充分胜任新工作而主动思考创新,并借由自我效能感、自我认定感作用于后续行为实施。领导者应善于以地位提升条件的具体化向下释放努力工作信号,以地位提升方法的务实性向下释放主动学习信号,以地位提升效果的去物质化向下释放积极情感信号,以地位提升影响的去功利化向下释放自信认同信号。在实施操作中,应突出地位激励的强度变化,注重员工对地位提升事件的心理感知,积极引导员工进行职位升迁归因的正向分析。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大数据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取和沉淀客户资源赋能,研究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扩大如何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已成为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受资源积累和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主要是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扩大企业客户网络影响来实现。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和所在地区的文化更加强调业绩或未来导向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提高公司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概率,降低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倾向,补充证明了数字技术驱动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销售优势的重构和增强。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2023年济南参加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数据,聚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并尝试从学生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两个变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长型思维都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业焦虑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成长型思维发挥着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积极促进作用;(3)学业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负向中介效应,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不利影响;(4)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焦虑之间显著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而调节学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最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产生综合影响。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本研究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给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学生群体更多资源和平台的支持;二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系统建立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路径机制;三是推进家校联动,共同破解青少年学业焦虑难题。

地位感知与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

地位感知反映企业主的社会心理,是影响民营企业治理水平的“软抓手”。从交纳治污费的末端治理,转向采购治污设备、绿色创新和流程改造等前端治理,是民营企业建立长效污染治理机制的体现。本文实证检验了地位感知对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的影响,并给出社会心理机制的解释:(1)地位感知越高,企业前端污染治理投入越高,但对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影响;(2)表征能力动机的经济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治理投入均有显著正影响;(3)表征利他动机(或亲社会动机)的社会地位感知只会提升前端污染治理投入;(4)表征声望动机的政治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均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少企业的环保违规;(5)地位感知也会改善企业主经营信心和预期,优化企业污染治理。此外,正式污染治理制度不足时,地位感知的作用凸显,二者呈替代关系;地位感知的长效污染治理效应依赖于民营企业的绩效实力。研究结论从改善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角度,提供了对肯定民营企业家地位的社会价值的认知,具有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时代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从“互联网阶段”发展到“平台时代”,头部平台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常发生,需要构建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数字经济条件下,该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和理论供给、认定标准失灵、救济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做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宏观背景下,应从制度的调适、标准的优化、救济模式的扩充三个维度作出回应,以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研究

“引进来”联动“走出去”高效地转变了产业链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提升了产业链“链主”地位,同时,中国产业链“链主”地位提升能够有效破解“卡脖子”产业链的制约瓶颈。采用固定效应和泊松回归对比方法,结合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中经网以及国泰安数据库,统计测算1998—2022年产业链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的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内外联动能够有效地提升“卡脖子”产业链“链主”地位;二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的强度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长江以南地区作用强度高于长江以北地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强度高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三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行业异质性,专用设备行业作用最强,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作用最弱,其余行业介于之间;四是“引进来”联动“走出去”提升产业链“链主”地位存在时段异质性。同时,通过剔除异常值、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数据、排除疫情干扰以及双边缩尾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据此,提出高质量“引进来”联动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区域布局、产业布局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经济各领域的快速应用,其对产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基于OECD-TiVA联合发布TiVA数据库2006—2018年的数据,以64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促进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刺激消费需求,是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GVC分工地位升级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于低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中低收入经济体GVC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提出,增强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应大幅提升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增强贸易规则话语权,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加快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加速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

努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碳经济发展双目标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可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助于碳排放绩效改善,其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技术水平以及污染密集度的行业中存在差异性;能源利用效率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全球价值链地位作用于碳排放绩效的主要路径,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对碳排放绩效改善的正向作用。我国制造业应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深化链条间行业的上下游合作,推动制造业内部的能源技术溢出效应转换,对不同行业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适时监督,规制行业的短视行为。

企业战略变化、垄断地位与投资效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200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成长期企业采取积极的战略变化有助于提高其投资效率;成熟期企业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衰退期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进攻型战略变化有助于企业扭亏为盈;企业的垄断地位会弱化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成长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调整战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成熟期企业应避免过度的战略变化,以免损害已经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衰退期企业要勇于尝试新的战略方向,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企业在制定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企业垄断地位和企业性质等因素,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会展经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会展经济指的是通过举办和组织展览、贸易展会、会议等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及其带来的收益,这些活动对于旅游业而言,是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催化剂,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展经济之所以关键。

中国教育学科地位的起伏变迁与提升展望

回溯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发展史,教育的重要性历经起伏变迁。1901年开始实行科举新政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自清末出现教育学科以来,中国教育学科的地位同样历经升沉演变。相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中国教育学科地位不高。从近五届高校人文社科奖获奖数、前两轮“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数来考察,近年来教育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提升。未来教育学科需要把握学科特性,努力“内修功力”与“外耕服务”,使自身成为一门体系完善、研究深入、面向实践、贡献社会的学科,逐步提高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水平: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基于844名初一学生自陈问卷数据(平均年龄13.21岁,男生53.00%),考察了童年早期情感受虐与青少年早期手机成瘾的关系,检验了青少年一般与社交焦虑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发现一般焦虑可中介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社交焦虑只中介了情感虐待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正向联系。与手机使用相关的教育工作应重点关注有早期情感创伤的青少年,尤其是其家庭经济地位和焦虑情绪的作用,以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