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视角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文章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内在关联进行实证检验,并引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探究其对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显著正相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显著正相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显著增强环保费改税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间的正相关。

从绑定理论和溢价视角看欠发达地区金融法治进阶

西方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普适性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阶段发展格局下,升级我国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监管法治体系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产生切实影响,对我国整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升级我国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监管法治体系,可采取以下方法:第一,通过科菲的绑定假说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获取绑定溢价的实例分析,将绑定假设理论扩大适用于一国内地区间市场,建议欠发达地区主动建立高价值绑定链接和绑定联系,改善金融法治环境,逐步获得发达地区的法律及声誉绑定溢价;第二,建议中央政府加强社会责任投资立法,要求上市企业和金融机构履行强制性最低社会责任,扶助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第三,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受其公共政策影响,建议以北交所的成立和运行为契机,走“专精特新”之路,尤其是“特”和“新”结合之路,依托时下金融和产业政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其经济效能。

基于PSO-SVM模型的地区金融风险评估

以地区金融风险为主体,综合考量金融系统内外部风险来源,构建了地区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构建我国东北、东、中、西各地区金融风险指数,以PSO-SVM为内核建立评估模型,对四大区域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四大区域金融风险均呈现阶段性特征,2000—2008年风险波动较为平缓,2009—2021年呈现“W”型的变化趋势,2022—2023年的金融风险为警惕或风险状态。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客户集中度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金融发展水平在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保持不变后,企业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高,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该作用机制有正向调节作用。该研究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经济后果和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研究成果,为企业进行客户管理、优化融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区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1990-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会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下产生显著的差异。检验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分别降低了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提高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从而优化了产业结构;但是,在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区,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受到越多的削弱。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过度的政府干预,从而影响了金融在产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对金融干预的适度调整将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比较分析

构建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截面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论如下: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对各种金融工具的利用效率存在相对差异;各地区与其金融发展相匹配的外部环境尚待改善。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及发展地区金融必须使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政策建议。

地区金融发展、供应链集成与企业银行债务融资

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集成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成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债务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加强供应链集成的影响效果,使得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企业中。从交易规模与稳定性的双重角度出发,论证了供应链集成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产生的经济后果,为企业提升银行债务融资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政治关联、地区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13年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14个中国民营公司样本数据,重点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和金融发展对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都具有一定作用,但是政治关联的缓解效应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该效应较大,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则较小。这意味着在评价政治关联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时,应充分考虑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差异。由于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因此应防止企业和政府过多依赖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而忽视对地区金融市场的培育。

云南民族地区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机制的建构

云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症结集中表现为这些地区的金融排斥态势日趋加剧，进一步使其金融发展从宏观到微观都呈现出弱势格局。表现为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金融机构供给不足、金融资源流失严重。因而其金融普惠机制的建构就显得急切和必要。

地区金融发展、异质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特征,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地级城市金融发展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使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存在挤出影响,且挤出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等。金融资产逐利和经营避险是地区金融发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两条途径,区分样本地区异质性后,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缓释渠道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形成了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进入拐点后,中国及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结构性下降是产生这一影响机制的深层原因。

FDI对我国地区金融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区域间差异

利用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区域金融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中国金融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且存在区域差异效应。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明显梯度差异的特性,提出了FDI对区域金融增长的倒"U"型假说。建议各地区根据本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引资政策。

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统计学描述

本文对“地区金融相关比率”(RFIR)指标的设置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使用该指标测算了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各地区金融业的总量发展规模、扩张程度、内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政策性信贷支持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贡献最为显著,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本文从地区金融发展角度支持了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而国家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差异是造成三大地区内部诸省份间金融发展程度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论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地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于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强化民族地区权利保障和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法制建设等,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我国重视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护,但缺乏从发展权层面来架构权利保护制度。构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法律保障机制,是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应通过采取宪法确立发展权,完善民族地区金融权利体系与民族地区金融权利实施法律保障机制等对策来强化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际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本文以2003-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会由于省际间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会减弱。与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处于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企业,其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地区金融竞争的存在性及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变

地方政府为获取经济效益和政治绩效而对金融资源展开争夺,进而形成地区金融竞争。基于省级区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存在互补型地区金融竞争,即各地区采取同样或相似的行为进行金融竞争。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竞争方式趋于多样化,并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从通过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到做大做强本土金融,既有行政职能部门(地方金融办)的隐性资金安排,也有政策推动性的金融话语权争夺(区域金融中心)。中央与地方间应合理分权和分责以正确激励和适度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避免过度的地区金融竞争;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引导与市场效率相结合以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深化地方金融改革以活跃和规范地方金融发展。

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

2007年,重庆—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已诞生十年。这十年,是重庆金融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无论是金融机构数量与种类、金融资产规模与质量,还是金融产业发展潜力与速度方面,都排在了西部十二省区市前列。斐然成果让雄心勃勃的重庆瞄准了一个新的目标:到2015年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围绕这一目标,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首届重庆金融博览会暨重庆直辖十周年金融成果展,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3486亿元GDP、4202亿元工业总产值、529.5亿元并以每年30%速度增长的财政收入、西部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级能源基地,重庆能否实现其区域性金融中心之梦,人们拭目以待。

加速广州金融国际化 建设地区金融中心

随着广州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的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速广州经济国际化,把广州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越来越显得迫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加速广州金融国际化,把广州建设成为地区金融中心,就更显得必要和刻不容缓。 一、加速广州金融国际化、建设地区全融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深化和扩大。

资源禀赋是地区金融发展的“福音”还是“毒药”

大量文献研究了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传导机制，但资源禀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却被现有文献所忽略。本文构建一个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地区资源禀赋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发现制度质量好的地区，资源禀赋并不会影响金融发展；但在制度质量差的地区，外生资源禀赋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的契约执行强度来抑制金融的发展。本文基于1997-2009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以制度质量为内生门限变量的动态门限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资源禀赋通过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发现资源禀赋与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资源禀赋会由于抑制金融发展而弱化自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西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区域金融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它的很多结论对于推动金融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有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建议。但对于欠发达地区，特别对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及二者中谁起先导性作用的问题研究较少。本文以西藏地区的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利用西藏地区1985年到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