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研究启示:跨越族群的“地域共同体”建构

本文在探讨“三大民族走廊”特点的基础上,就“苗疆走廊”研究率先提出的“地域整体性”和“文化共性”等问题做了回顾和进一步的阐述。继而通过梳理和总结贵州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裂痕和困惑,以近期全国关注的贵州“村超”活动为例,就多民族地区的“地域共同体”建构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文章提出应把多民族地区地域共同体建构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探讨民族文化多样性背后共通的底层逻辑等观点。

后单位制时代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从地域共同体到精神共同体

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街居制管理功能的退化,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针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要实现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以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推动作为社会治理单元的社区建设,核心在于实现社区从一个单一的地域共同体到人们的精神共同体转变的社区再组织化,而且只有基于此才能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进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治理体制创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乡村地域共同体及其结构与功能研究

通过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剖析，提出了乡村地域共同体的理论概念，分析了乡村地域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并从理论和实验操作两方面探讨了反映和描述乡村地域共同体的指示因素集和指标体系，从而为建立乡村发展的地域结构理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略论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铰合”机制

从先秦至北宋,秦晋两地形成了密切而复杂的地域关系,古文献中的"秦、晋"并称,正是这种地域关系的体现。本文认为: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秦晋之间的地域人群关系已经上升至地域共同体的高度,而这种地域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取决于由一种特殊的"铰合"机制的持续作用。这种"铰合"机制的构成,涉及历史渊源、地域毗邻、交通往来、政区建置、人口迁移以及由之衍生而出的文化共同性等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其中政区建置与人口迁徙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要素。认识与研究这种"铰合"机制,对于深入了解历史时期秦晋地域关系的内在脉络是必不可少的。

一纸悬命:哀牢山腹地的祭文、互助与地域共同体

生死相恤、守望相助是传统中国社会互助的核心精神。作为丧葬仪式中祭吊死者的文书——祭文充分体现民间的互助情感,基于164份哀牢山腹地民间祭文的分析,讨论祭文文本生产与哀牢山腹地各族民间互助的文化传统、历史逻辑与作用空间,分析了哀牢山腹地各族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并规范了地域秩序。

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去中心化福利国家”——当代西方“地域共同体”思潮评述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灾难面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问题再度引发西方思想界热议。作为“福利国家”的变相“回归”,将“去中心化福利国家”作为解决方案的“地域共同体”思潮就此兴起并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国获得广泛拥趸。其支持者批判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以城市等地域单位为基础,成立民众直接民主自治的“地域共同体”,以接管被新自由主义侵蚀同化的国家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民生能源等职能。作为西方左翼思潮新动向,地域共同体思潮有其进步意义,但仍需对该学说保有清醒认识,其主张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主义、去中心化、乌托邦与历史倒退主义,无法被用作对抗新自由主义、根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有力武器,切不可因其宣传反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口号而被迷惑,对其倍加推崇。

“走廊”研究启示:跨越族群的“地域共同体”建构

本文在探讨“三大民族走廊”特点的基础上,就“苗疆走廊”研究率先提出的“地域整体性”和“文化共性”等问题做回顾和进一步的阐述。继而通过梳理和总结贵州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裂痕和困惑,以近期全国关注的贵州“村超”活动为例,就多民族地区的“地域共同体”建构问题提出若干思考。

体育活动与地域共同体构建——以黔东南“村BA”为例

体育活动是由多种体育项目组成并由不同人群共同参加的活动。其发展过程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活动。贵州省黔东南“村BA”是体育活动与地域文化融合的产物,“村BA”的发展模式能够为多民族地区的体育活动发展和地域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个案参考,“村BA”是在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从而构建出一个稳定和谐的体育活动,为民族团结奠定了精神基础和文化基础,展现出地域共同体的真实性。

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范式的演变

城市化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关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近一个多世纪来,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现代城市与共同体对立论"到"现代城市与共同体相容论",再到"现代城市共同体形成过程论"这样三个阶段,滕尼斯(F.Tonnies)的"gemein-schaft/gesellschaft"理论、麦基佛(R.M.Maclver)的"community/association"理论和奥田道大的"城市共同体"分析模式分别是各阶段的代表性理论。

乡村共同体的复兴——以浙江省Z县的实践为例

传统乡村共同体具有若干基本特征。它既是一个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实体性的地域共同体,也是一个由共享一套价值体系的成员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如以某一姓氏、地域为特征的村落。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传统的村落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城市化、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和文化荒漠化等。城中村是典型的城市化案例;空心化意味着人员的大量流失,村落失去活力;过度商业化与资本进入村落有关,在一些地方,传统的文化被资本改造成面目全非的“客栈文化”;而文化荒漠化表现为从乡村出去的精英退休后一般留居在城市,形成一种精英不断往外的单向流动。这些迹象表明,“村落的终结”似乎是农村的宿命。然而,浙江省Z县的“新农村建设”表明,中国的农村发展具有十足的韧性,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衰落之后,乡村共同体开始复兴了。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兼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绎中逐步形成,其发展历程大致经由族群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三阶段复合而成。秦汉以来,这五种共同体基本上和合为一,延续至今。在南北分裂时段,强势地域共同体会打破中央性、统一性,成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部分族群共同体会入主中原,成立全国性少数族群主导的政权。然而,基于心悦诚服的文化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的坚强基点,是我们当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

构建以县域乡村振兴为中心的地域发展共同体

乡村振兴,一场地域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下,地域均衡发展的客观作用力与地域发展规律主观表达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以城市发展为主线,农村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地域发展格局被打破。随着现代经济进入外溢离散、资源多集聚空间有机整合、差序发展阶段,其内逐渐孕育出人口、资源集聚—离散平衡的地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县域作为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着力点的学理性和政策性意涵不断强化。由此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思路,即基于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需求,构建发展型地域社会政策,建设县域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系统,打通因社会资源缺位而形成的人口地域流动壁垒,将城市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引流到县域乡村。

我国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策略研究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连接社区居民以及驻区单位需求的基层组织——社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社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区信息化已经被纳入了我国"十一五"社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信息化社区的普及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渗透到社区的每一个家庭。通过对社区信息化建设作用的分析,构建了社区信息化应用组成的主要框架,提出了目前在我国社区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

传统的熟人社区既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更是一个"精神共同体"。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出现了错位——"人文区位"意义上的"社区"越来越让位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小区"。"社区精神"的缺失使本应属于初级群体的邻里关系名存实亡,日常生活世界紧张、疏离,社区排斥和社区矛盾问题丛生。综观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两岸四地的社区发展经验,在社区建设的早期阶段都曾把重点放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对"精神共同体"建设的关注不足。在致力于人类宜居家园的探索过程中,应深刻理解和把握社区作为人类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社区工作机制,从推动制度化的社区公民参与、建构"事缘型"的社区支持网络、发掘"在地化"的社区志愿服务、探索网络化时代的社区自组织新形式等方面入手,把建设富有人情味的现代熟人社区作为社区工作的根本着力点。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以社区公民文化发展为表征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初探

文章通过对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教育、社区及公民文化等概念研究的回顾,分析了目前国内民族团结所处困境和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误区,结合学界相关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以社区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观点,阐述了社区公民文化的表征及实现路径。

明代浦阳江改道与萧绍平原水利转型

浦阳江改道是浙东萧绍平原开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浦阳江下游考古资料以及嘉靖年间成图的《广舆图·浙江舆图》可以补证明代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前的东出流向。以改道为契机的萧绍平原综合性水利整治完成后,区域水利事务在空间上由平原内部转向外围,其主体内容也从分散的蓄泄“内水”转变为统一的障遏“外水”,由此平原河湖水系联结成完整的水利系统。改道打破了萧绍平原东西之间的河川阻隔,山阴、会稽和萧山三县围绕三江闸、江海塘和麻溪坝等水利工程的创建与维护,从分散走向“山会萧”水利共同体。

日本传统祭祀活动的现代社会功能

以传统地域共同体为载体建立起来的日本传统祭祀活动在构建现代型地域共同体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丰富的文化内涵、共同参与、仪式性、非日常性等众多元素构成的祭祀系统在居民社区内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居民对传统文化的共有、感情和心情的共有,从而在居民与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营造社区共同体氛围。其本质是基于生产关系的传统共同性向观念共同性的转变。

日本的亚洲论述与当下思想课题——以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为中心

本文从地域化和历史化两个角度总结了白石隆对于东南亚地域秩序建构问题的论述。他承继了和辻哲郎、梅棹忠夫、浜下武志等日本亚洲论述的系统,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体系的建构、地域经济研究、地缘政治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为切入点,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所承载的世界体系重构为线索,借道“海域贸易”打通日本与东南亚的连接,主张日本经“海”入“亚”的有效性和可能性,进而探讨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本文剖析了日本思想界、学术界盛行于当下的“日本海洋文明论”的实质,即白石隆的“海洋帝国”论是一种精致的日本国家主义论调,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以“现代化”“现代性”为指归的日本亚洲论述理念和方式,是日本国家主义与当今世界文化霸权体系共谋的产物。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