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资源地方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征。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国家层面主要是法律和政策的原则性规定。近年来,地方红色立法呈井喷现象,体现出各地对于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红色文化的重视。各地积极探索红色地方立法的不同模式,将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相结合,对红色文化的起止时间作出规定,在特定红色资源保护方式上也进行了探索。就立法结构而言,各地的立法基本相同,并都构建起了保护责任人制度,此外,在罚则的规定方面都很慎重。就现有的红色地方立法现状,应进一步体现红色立法的地方特色,在传扬模式上因地制宜,发挥红色文化非物质资源的作用,实现保护实效。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地方立法程序优化问题研究

地方立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立法程序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科学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理性指导,民主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依法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地方立法程序一般由地方立法的一般程序、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程序、区域协同立法的程序和“快速立法”的程序等构成。地方立法程序优化的基本内涵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地方立法,以行政问责方式纠错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等。实现地方立法程序优化可以通过地方基层立法体系的结构性优化,实现地方行政规范的现代化,加强地方立法协商吸纳民意民智和加强党对地方立法的全方位领导等途径,深入推进地方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

我国央地关系的地方立法诠释——以《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为中心展开

《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规范。要全面准确理解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必须将《宪法》第三条第四款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结合起来看,把握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一体两面。尽管《宪法》没有明确地方事权的范围,但对地方立法权,《宪法》和《立法法》均有明晰规定。我国地方立法中,有一部分是为办好地方性事务、发挥本地方特色而设定的,这部分内容由地方自主制定、自主实施,可以构成完整的地方事权。此外,中央在赋予地方某些工作任务时,也会同时授予地方相应的立法权,工作不同、任务不同,给予地方的立法权限也不相同。根据“权责统一”原理,中央给了地方这些任务,同时也意味着给地方这些事权,尽管考虑到这些权力中央可以收回,但在收回之前应承认其是地方事权。故地方事权的具体范围,可以从地方立法权中得到明晰。

数字经济地方立法的统一与差异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立法发展迅速,已形成综合立法和专门立法两大类型,对其可从立法名称、立法地域、立法时间、立法宗旨、立法内容、促进手段等进行多维比较,从而梳理其中存在的统一与差异。在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国家政策之间,以及地方立法相互之间,都存在统一与差异问题,应在法治框架下,分析需要推进的统一,以及应当允许保留的差异,由此有助于理解地方立法相关制度安排的共性与个性、必要性与可行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从而在求同与存异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地方立法,推动公平竞争和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为国家立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并为推动整体数字经济领域的良法善治、提炼数字经济的立法理论和法治理论奠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立法的高质量发展——以苏州市人大立法三十年为例

伴随地方立法权的大幅度下放和主体扩容,如何实现高质量立法成为地方立法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议题。本文系统回顾了苏州市人大三十年地方立法的发展历程,运用大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对其结构、内容、效果予以宏观评述,凝练概括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地方立法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同步、与体制机制改革同步、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步、与城市建设更新同步的基本特征和经验特质。在分析地方立法的发展改革创新基础上,总结了苏州地方立法的示范意义和完善途径,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立法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本。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在引导和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当前,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需要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开拓工作新局面,以完成其肩负的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保驾护航的重任。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方立法中的适用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法治建设中必须贯彻落实的重要理念。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方立法中的适用,从民主的角度为地方立法的完善提供实现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党领导立法,并在地方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等各方面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且通过扩大立法参与的主体范围、拓展民意反馈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立法需求、开展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等具体路径,在地方立法中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

论地方立法的治理功能与实现路径

2023年《立法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设区的市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立法权。地方立法可以提炼基层治理经验,约束规范地方行政权运行,协调社会多元共治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现实中,地方立法权限不明、公众参与不足以及立法无特色等因素削弱地方性法规的治理效果。厘清地方立法权限,在合理节制地方立法的前提下,建立起高质量地方法规体系,进而保证地方立法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地方立法社会治理功能的强化

地方立法可以吸纳地方社会治理探索经验、规范地方社会治理运行、形成地方协同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实践中,地方立法权限不明、立法质量有待提高、立法过程民众参与不足、立法特色不鲜明等因素制约着地方性法规的社会治理效果。为此,应通过厘清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规范地方立法活动、拓宽民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提高地方立法精细化程度以凸显地方特色等路径,强化地方立法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功能。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地方立法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对备案审查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该制度从“加强型”新时代不断进阶到“完善型”新征程。我国目前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法律规范雏形已初步构建,但尚未形成集成式的专门法律规范。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立法现状及实践现状,指出备案审查的范围、内涵、程序、结果等方面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推动我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门立法,促进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应用法治化问题与对策

在地方立法评估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并确保该成果得以具体应用,具有重要价值。在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应用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着相关的理论研究匮乏、没有明确的立法以及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应用的保障机制阙如等诸多问题。为真正实现地方立法评估制度设置的宗旨,必须加强理论研究,以期为地方立法评估成果的应用提供智力支持,充实完善地方立法评估子制度,构建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应用制度,建构地方立法评估成果报告的评价与奖惩机制,构建评估成果应用的问责机制,从而提升地方立法评估成果应用的法治化水准。

我国地方立法的若干问题

我国地方立法分为普通行政单位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和特别行政区立法。四种不同法域的地方立法反映了单一制国家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多元立法的权力分工协调机制。但在实践中,这种立法体制却存在诸多问题,四种法域的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地方立法之间亦有诸多问题,立法权的分散也与WTO的统一性要求相背离。

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路径与方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的决策部署。深化地方立法领域改革,必须抓住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为此,在理念逻辑层面应坚持“少而精”“小快灵”的立法原则,充分把握地方立法的“时度效”,实现从“多立法、快立法”向“慎立法、立良法”的理念转变。在技术逻辑层面应重视公共政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充分认识地方性法规与公共政策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地方性法规更具政策内涵。在程序逻辑层面应深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使民主立法贯穿于立法工作的各个环节,用足用好协商民主等各种制度资源,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为立法主体的作用。

市域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

立法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目前,各地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的立法还在探索之中,市域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存有功能定位不确定、立法模式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从现实需求和基础理论出发,市域社会治理地方立法的功能定位应选择促进型,构筑“全域综合性立法为主,单域集合性立法为辅”的复合型立法模式,以地方特色与共性经验相融合的立法路径,实现更高效引领和保障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为市域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与发展方向。

山西省地方立法后评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山西省地方立法后评估评价指标体系确立是实现质量型立法的重要保证,体系的确立应坚持必要性、参与性、效率性、效果性及技术性等原则,遵循可操作性、文本评估和效益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突出地方特色等路径。在坚持原则及遵循路径的前提下,考虑地方立法后评估评价对象、立法目的及立法效果等综合因素,将山西省地方立法后评估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合法性"和"最佳性"二维指标,依据特定标准确立各指标权重并予以计分。

新《职业教育法》实施背景下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的问题反思与变革前瞻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这要求地方结合实际修订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当前,职业教育地方立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地方立法章节不完善,内容偏少;二是地方立法内容与新《职业教育法》不一致;三是地方立法权限范围不清,立法变通权行使不足。对地方立法进行优化,可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的基本结构,丰富地方立法内涵;修订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的基本内容,避免与上位法产生冲突;明确职业教育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特区立法机关积极行使立法变通权,以适应新《职业教育法》的要求,推进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的顺利实施。

“双碳”目标下的气候资源地方立法:现状省思与完善进路

气候资源地方立法是中央立法的重要补充,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加强气象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梳理总结我国现有的气候资源地方立法,以20部省级地方立法为样本剖析发现,气候资源地方立法已取得一定成效,立法定位逐步清晰,制度框架逐渐形成,监管机制不断健全。同时,仍存在立法理念滞后、基础概念不清、同质化问题突出、重点制度有缺漏、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应适时更新立法理念、构建统一的上位法依据、积极转变立法思路以及提升地方立法质效,有效增强我国气候资源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功能,促进气候资源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反恐地方立法现状与发展完善路径探析

建立和完善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是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较为宏观,对反恐工作中具体事宜的解决缺乏明确的规范性指引,其独特价值在反恐实践中未能充分体现,亟须通过地方立法来进行针对性、补强性和系统性的解决。当前我国已有七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探索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这些法规在编排体系、条文内容等方面各具特色,对其他地区反恐地方立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各地应承继上位法的思路理念,科学设计体例框架,以问题为导向细化内容,并根据实践需要创新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下位法的延伸补充功能和统一融合功能,制定科学严谨符合反恐实践需要的地方立法,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恐法律体系。

我国终身学习地方立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我国终身学习地方立法在实践中生发了诸多理论思考,指向了更加明确的实践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探索成效。要坚定终身学习立法需求、打造区域立法范本,以区域实践助推国家层面立法进程。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学习权保障、因地制宜的实践特色,坚持以区域终身学习立法进展为依托,探索国家层面终身学习立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