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作出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工作部署。如何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是新时期城中村高质量更新改造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协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目的在于为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画像”,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践模式,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理论。本期特此开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为主题的沙龙栏目,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旨在促进对该议题的广泛交流和讨论。

诉求统筹下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以天津市北辰区改造项目为例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是推动城中村改造项目顺利高效实施的关键,但改造实践中各阶段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以天津市北辰区改造项目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地分析项目各阶段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其诉求的网络特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拆迁安置补偿阶段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协调难度最高;同一利益主体在项目不同阶段的角色功能差异明显;建设公众满意的生活环境是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诉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剖析利益相关者关系及诉求协调的重点问题,为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产业导向的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技术路径——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

在“去房地产化”的现实背景下,以往房地产导向的拆除重整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可持续,需探索融合产业发展和拆整结合的改造模式。基于对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提出当前城中村改造需转向“以地兴产”的产业导向逻辑。不同于房地产逻辑下的“大拆大建”,产业导向的城中村改造需探索“保留+改造+拆除”结合的改造模式,以“控制改造成本、聚焦产业发展、倡导混合用地、提升空间质量”为理念。以广州市长湴村改造方案为例,探索产业导向的利益统筹格局、面向产业需求的空间规划策略、以“村集体+国企”为核心的合作模式。

以规则治理重构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基于广州L城中村改造的研究

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从广州城市更新现状考察和理性审视出发,阐释引致更新改造“难点”及“堵点”的表层原因,包括征地拆迁难、资金压力大、统筹协调难和社会问题复杂等。从深层原因看,广州城市更新行动与制度、规则的供给情况高度相关。基于此,选取广州L城中村改造典型案例,从规则治理重构角度审视现阶段广州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表明,L城中村改造经验包括确立核心、创新模式、正向激励、集体行动和利益平衡等。以规则治理重构科学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应当把握依托多元主体推进,围绕优化更新改造全运行体系展开,以“核心文件+配套政策+微观制度”形成制度丛,强化和夯实相关基础。

市场主导城市更新的空间差异及政府因素影响——以深圳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更新实践的持续推进,市场力量逐渐成为进一步促进城市更新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制度下,应用空间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探索市场主导城中村改造的空间差异,并定量分析了政府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深圳市城中村改造主要沿西南-东北方向分布,在城市边缘区域的分布较少;②规划城市中心、交通路线、密度分区及强区放权政策使城中村改造聚集在未来交通可达性、开发建设密度较高的城市核心发展地段;③强区放权改革进一步使得不同行政区城中村改造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基于此,对市场主导型城市更新的空间差异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和建议,有助于协同市场力量满足城市一体化和深度发展需求。

社会力量赋能超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研究:基于空间治理视角

从政治社会学的“国家—社会”理论视角出发,解析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国家—社会相互赋权的研究共识以及空间治理理论中社会力量的崛起。提出新一轮城中村改造亟须突破政府—市场的二元治理困境,发挥村民(村集体)等社会主体的力量,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同时政府在规划赋权与资金支持方面对社会自主改造进行赋能,为社会、政府、市场的角色转型探索有效的治理创新路径。

话语理论视角下城中村改造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以W市FXL社区为例

以W市FXL城中村改造社区为个案,基于话语理论构建一个“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治理行动”分析框架,分析城中村改造背景下安置社区治理的交往困境及其化解策略。研究发现,因既有社会关联的断裂,城中村改造社区产生出对话区隔、独白话语与对话虚化的治理困境,这束缚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通过开展对话空间创设、对话实践赋能、话语共识生产的治理实践,能够化解制约社区对话交往的障碍,助推城市改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用地管理视角下城市更新实践与思考——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在国家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广州市城市更新已迈入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实现城市有机更新的新阶段。研究响应国家、省、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要求,梳理广州市城市更新历程,基于用地管理视角,分析当前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实践情况和面临的现实困境,针对性地提出面向实施的相应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政策、畅通流程、数字赋能等维度,以期促进用地管理规范化、高效化,为加快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策略研究

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是党中央重要工作部署,从城中村改造项目资金需求出发,以商业银行视角分析信贷资金支持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困境和解决方案。研究发现,城中村改造实施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与混合主导三种类型,改造模式分为拆除新建与整治提升两种方法,安置模式涵盖货币化、实物与房票等方式。并进一步结合西安市政策和市场实际,提出协议出让土地等支持思路,并基于组织领导、协同配合等6方面提出保障措施,以期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基于触媒效应的城中村改造影响评价——以深圳大冲村改造项目为例

城市规划实施评价是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中村改造长期以来较少关注全周期的影响评价研究。基于城市设计的“触媒理论”,以广东省深圳大冲村改造影响评价为线索,梳理改造过程中项目的定位与方案演变过程。通过对比两个阶段不同方案的核心指标,分析空间要素的差异,探究在开发商主导模式下,项目改造定位错位、多方利益博弈等诸多问题。最后,从住区形态的角度解析大冲村改造后的变化,并以租客和住客两种人群为线索,分析改造项目对高新区造成的影响。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的价值观念、政策导控、评价体系3方面提出建议。旨在为今后拆除重建类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借鉴,以期规避改造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推动城市更新活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上海城中村改造的历程回顾与展望

系统梳理上海城中村改造历程,将其分为探索推进与市域统筹推进两个阶段。探索推进阶段可分为伴生性改造(1999—2008年)与局地探索改造(2002—2014年),这一阶段城中村改造的影响范围与推进力度均较为有限,并且主要由政府推动。市域统筹推进阶段分为第一轮改造(2014—2020年)与新一轮改造(2021年至今)。第一轮改造期间初步建立了以整体改造为主要方式,以土地储备、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引入社会主体共同改造、公益性项目为实施路径的城中村改造体系,其认定项目共49个,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及其周边近郊地区;新一轮改造认定项目23个,提出了项目整体改造、环境综合整治与实施规划拔点等多种改造方式,并围绕“规划引领、统筹联动”提出一系列规划、土地与资金保障体系。

上海城中村改造的主题与价值转变(2014—2023)——基于媒体话语的研究

自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城中村改造一直是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发展议题。上海是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城市,近年来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从主流媒体平台采集2014—2023年上海城中村及其改造的相关文本数据,运用词频统计、主题模型和网络分析等技术方法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上海城中村改造议题的关注热点和话语构建,并剖析不同主题话语的动态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涉及上海城中村改造的媒体话语主题繁多,但整体上呈现出从改善人居环境的微观目标向城乡统筹发展的宏观愿景转变。这些变化反映了主导上海城中村改造的空间认知经历了从城乡对立朝向城乡融合的价值均衡过程。由此,在当前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以包容性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惠及所有居民,是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题中之义。

基于多元治理目标的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有机更新模式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中村问题成为制约超大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多元治理目标,并详细探讨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有机更新模式的特征及其现存难点,如土地产权制度问题、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以及改造资金过于庞大的问题。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加强土地产权调查和确权工作、建立柔性制度、加强包容性社区治理、采取多元化的安置补偿方式和设立城中村改造基金等具体措施建议,以期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城中村改造中的全流程公众参与:实践、影响与展望——以磁县鼓楼街区城市更新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发展理念下,城中村改造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在城中村改造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以磁县鼓楼街区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实践为例,深入探讨政府角色转变和公众参与实践的具体做法。研究发现,政府从“企业型”向“公益型”的转型和全流程的公众参与是推动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因素。同时,形成公共利益导向的价值观在城中村改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丰富城中村改造的理论体系,为推动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数字孪生技术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中村改造正成为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战略和空间支撑。数字孪生技术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应用,是推进城中村改造智慧化的关键。本文通过梳理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进而从技术渗透、数据驱动、以人为本、生态格局等四个方面提出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城中村改造的作用机理,探究数字孪生技术在城中村改造中关于研发、成本、宣传和安全等方面的应用展望。

非正规性视角下城中村改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影响研究

当前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探索非正规性空间治理新路径,愈发关切外来务工人员的民生福祉保障。本研究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基于非正规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城中村改造背景下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城中村改造会对外来务工人员带来排斥性影响,并且揭示了外来务工人员居留意愿的具体影响机制。未来城中村改造应更重视非正规性的正向价值,实现正规与非正规并轨共生,让外来务工人员共治共建共享人民城市。

城中村改造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在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作为一种特殊的都市现象,刻印着城市发展轨迹,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它们不仅是构成城市纹理的关键元素,还扮演着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角色。但随着社会对现代性和效率的追求,不少城中村正遭受边缘化,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威胁。在城市更新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城中村改造和发展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城中村超越了地理界限,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体,铭记了城市的演变历程,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足迹,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平台。因此,城中村的改造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革新,更应促进文化的振兴和社会的重塑。改造过程中,不仅要高度重视改善居民生活,提升区域整体效能,同时也需尊重和保存其文化独特性,以维护历史的连贯性。该文意在寻找城中村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平衡点,为城中村改造提供参考和启示。

新模式下城中村改造融资方案及政策建议

2023年是中国政府转变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调控关键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在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长期调控的政策累加下,金融机构在理解和执行城中村改造融资政策方面存在一定偏差,造成城中村改造主体在城中村改造新旧模式转换期,在融资渠道、融资方案等资金保障方面存在疑虑。如何加强金融活水支持城中村改造的积极稳妥推进,是当下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都要引起重视的课题。

“三大工程”背景下城中村改造政策导向

202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同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以国办发文的形式出台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将城中村改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更进一步明确了此轮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政策导向和工作重点。

广西已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17个

近日,记者从广西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宁、柳州、桂林市已纳入国家城中村改造政策支持范围,今年3市计划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19个,已获得专项借款额度803亿元,截至7月底,已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17个,提取专项借款105亿元,开工安置住房5900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