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赓续与创新

城乡关系是传统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统筹城乡融合发展重要论述之生成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赓续与创新。其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赓续表现在: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消除工农差别”到“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其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表现在:调整城乡空间布局,全面提高城乡规划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对流,全面提高城乡要素市场建设融合水平;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融合水平。

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推进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撤地设市、地市合并、撤县设市、撤县(市)设区、市辖区调整、乡镇撤并以及地级市代管县(市)等行政区划调整,运用城市与区域空间治理的多种政策工具,以城市空间的增量与重构激发城市化发展动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治理的新议题。基于此,有必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多重逻辑、推进理路展开深入探讨,这对于破解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十分重大。

论城乡融合发展——对由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向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转变的路径探讨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在经历城乡兼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以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期实践后,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态势,为了避免城乡对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困扰、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而做出的选择。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创新意义在于能够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向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转变。中国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以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目标,基于系统观念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拓展城乡相互赋能路径,把增强以城带乡能力和农村支撑城镇能力统一起来。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需要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促进要素在城乡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的结构问题,增强县域融合发展能力,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集体经济以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突破。

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中国经济协调性、促进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选择。目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仍面临相关机制不健全、要素流动阻碍多、融合发展动力不足、公共资源供给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对缓慢等困难。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城乡要素流通的动力支撑、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能,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第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打破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构建科学合理、协调统一的城乡规划引领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完善城乡发展机制。第二,推动新型人才流动,加强技术传播,促进信息共享,提高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效率,减少城乡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第三,加强城乡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多元化供给和数字化服务。第四,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驱动城乡产业无缝对接,协同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时空分异与收敛特征

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演变特征,对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科学界定城乡融合发展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根据2006—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多边形面积法对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模型、β收敛模型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快速上升,年均增长率为6.5%;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2)核密度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全国层面和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指数不断上升,但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3)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整体区域内差异逐步下降,其动力来源于区域间差异逐步下降,而三大地区的区域内差异不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4)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具有σ收敛性和β收敛性,但收敛速度非常缓慢。

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乡村韧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韧性提质增效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矫正资源错配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韧性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更为显著。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韧性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而在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因此,通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网络,可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实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城乡产业融合效果较弱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的现实困境。为有力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努力盘活要素,助推乡村资源流转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乡村产业迭代升级融合发展;拓宽发展路径,积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急需解决城乡发展差距大、城乡要素流动性不协调以及县城对周边农村辐射作用弱等突出问题。应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连通城乡要素等,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以制度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一项关系全局、关乎长远的重大任务,将贯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聚焦重点、聚合力量,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以务实的措施办法,确保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有效推进。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逻辑、堵点与进路

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够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逻辑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加速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农村现代化等路径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针对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空间利用低效、现代农业发展困难、县域支撑不足等现实堵点,应当以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推动现代化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加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投入保障、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支撑等为实践进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赋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及其推进机制

在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浙江省率先探索未来乡村建设路径,其本质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创建单元之一,未来乡村重点围绕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理念,对乡村九大场景建设营造提出具体要求,并集成共富乡村、美丽乡村、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于一体。在未来乡村建设实践层面,浙江省通过“地方探索—试点创建—建成提升—全面推广”的实施路径,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申报创建评价流程体系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作用,逐步形成“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乡村建设格局,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养老难题破解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高度关注的重要命题,而农村养老问题是制约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养老存在经济资源不足、养老服务主体缺失、农村老人精神贫困等诸多难题,农村养老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应通过增强土地养老功能,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鼓励发展城乡互动养老模式,依托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养老,数字赋能农村智慧养老等措施,积极引导城市各项资源下乡,充分利用农村闲置资源,有效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经济促进常州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推动常州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将通过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常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数字经济促进常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应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阳信集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基本路径之一是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位于鲁西北地区的阳信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推动当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阳信集的案例,借助社会空间视角,从过程性、关系性、要素性三方面分析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探索。从过程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重组与整合、控制与赋权的关键场域;从关系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城乡居民进行社会互动与交往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要素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推动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交换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市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对于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9—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熵权法测度指标并建立计量模型,从城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等多元化视角入手,立足融合型和创新型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各分维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正向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低科技投入地区和低工业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从分维度分析,数字新基建对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人口融合和经济融合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②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在数字新基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数字新基建能够通过降低创新成本,进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缩短研发时间以此提升城乡融合进程;另一方面,数字新基建可以深化要素市场联动,促进生产力水平智能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此推动城乡融合发展。③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周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提出,应加强数字新基建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渗透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根据不同区位、科技投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采用差异化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提升周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金融基础,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文章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新质生产力和自身的门槛作用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省份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