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城市人口密度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国际对比

城市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随时间下降,但城市密度变化趋势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仍不清楚。在分析全球城市1990—2022年城市密度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城市规模和初始密度等对密度下降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990—2014年间,超过80%城市的密度随时间下降,2014—2022年,近60%国家或城市的密度下降,揭示了密度随时间下降的普遍现象和长期趋势。中国城市密度下降速度快于欧美、印度和非洲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土地扩张过快。此外,初始密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城市化进程越快的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更快。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速度过快且将长期面临下降压力,有必要通过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来遏制城市土地快速扩张。

“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城市人口规划偏差之现象、原因与应对

城市人口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基础性条件。借助“人口规划偏差率”指标,基于不同等级城市历次人口规划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距分析发现:“北上广深”4座“大城”的人口规划,均存在低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造成“大城小规”现象。而安顺、嘉峪关等“小城”的人口规划,却存在高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形成“小城大规”现象。人口规划偏差是由多方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既有任何科学预测都无法避免的固有原因,又有人为干预下的外在原因;既有普遍存在的共性因素,也有因城而异的特殊因素。未来应在总体思路上辩证看待城市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转变“计划式”的政策表达与实践,审视规划与城市问题治理之间的张力,加强规划的过程管理与效果监督,最终促使人口规划值不断向实际值合理回归。

电影中的纽约城市叙述——纽约天际线与纽约城市人文真相

城市为电影提供消费人群和取景素材,而电影通过镜头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纽约城市天际线在以纽约为故事背景的电影中反复出现,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城市天际线不仅指示故事发生的场所和背景,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具象体现和寓意衍生。分析电影对纽约天际线的叙述,可以挖掘纽约城市人文真相。经典的纽约天际线代表着美国的进步与繁荣,给予了人们对城市的乌托邦想象。后911时代的美国电影在叙述残缺的纽约天际线时,出现了不同的考量和选择,揭示了新的纽约城市人文真相。电影《世贸中心》选择坦然而克制地叙述和呈现被视为禁忌的纽约天际线和双子塔,意在探索直面灾难、治愈创伤之路。

我国省会城市人才吸引力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为探究城市人才吸引力前因变量的协同作用机制,以中国31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单独变量均不构成高或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变量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解释力较弱;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四条,即经济-文化主导下公共服务驱动型、经济-文化主导下教育驱动型、经济-科创-教育主导型、公共服务-科创主导下文化驱动型,且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水平存在替代作用;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四条,且与高城市人才吸引力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其中经济水平仍是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基于公交数据融合的城市人群移动模式识别——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揭示城市人群移动模式对理解人群移动行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解决交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传统问卷方式存在数据量少、准确性差、实时性不足等问题,该文融合公交刷卡、公交GPS、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刷卡数据,提出一种数据驱动的城市人群移动模式识别方法。首先,对多源公交数据进行匹配融合,提取公交、地铁联运的城市人群移动OD,再进行稳定居住地和稳定工作地识别,最后以稳定职住地匹配判别出行语义,识别居民通勤、购物、聚餐等社会活动出行模式。利用重庆市中心城区连续1周的公交数据进行验证,实验结果显示:①重庆市中心城区人群出行主要集中在工作日,且出行人数随出行频率的增加而降低;②79.34%的人群出行呈现“两点一线”移动模式,呈现三点、四点和多点移动模式的人群出行占比分别为13.03%、5.99%和1.64%。该文方法可以更全面精细地识别城市人群移动模式,有助于城市管理者、规划者了解城市人群移动方向,优化城市资源配置。

基于“城市人”理论视角的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研究方法优化——以云南省蒙自市的实践为例

广泛应用于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社会满意度调查,在理论和技术层面上仍需要在“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指导下探索完善,尤其是在进一步反映居民的感受和意愿、“问诊”各类“城市病”等方面提供满足公众诉求的城市建设与更新建议。因此,文章基于“城市人”理论视角,结合云南省蒙自市2022年城市体检自评估案例,对社会满意度调查分析的技术路径提出三个方面的优化思路:(1)开展多维多层次主观意见和需求调查,收集不同视角、维度和精度的社会感知反馈信息;(2)关注“城市人”的群性,探索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的满意体验和需求差异;(3)进行主客观体检评价的交叉耦合分析,揭示城市客观建设成效与居民主观评价认知的匹配/失配状况。经过以上优化措施,以期更加全面地掌握居民的多元特征和差异化需求,揭示城市建设客观指标和居民体感之间的“温差”,同时更精准地识别城市问题,并从人的角度制定更加高效的城市更新行动策略。

基于城市人才平台网络嵌入的战略科技人才激励开发研究

作为承载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和激励开发重难点任务的城市人才平台,如何识别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并针对性打造适宜的创新环境和生态进行激励开发,是当前公共人才政策、科技政策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网络嵌入理论,剖析战略科技人才的异质性特征,从结构、关系和认知多维度阐释其嵌入城市人才平台的激励开发机理和运行机制。针对战略科技人才城市人才平台网络嵌入激励开发存在人才集聚分布不均衡、国际竞争力不够、结构布局不合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脱节等问题,研究提出应强化战略引领和统筹协同,加快形成城市人才平台雁阵格局,完善城市网络结构布局,优化城市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战略科技人才的创新效能感、体验感和认同感。

产业转移与城市人口规模——来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一外生政策,使用2006—2019年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并进行了机制分析。主要的结论如下:(1)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口规模平均增加了5.79%。(2)人口规模的变化引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即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显著增加了试点城市的就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就业。(3)其机制包括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带来的大量企业进驻、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高、吸引人口流入进而扩大城市人口规模。(4)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效果具有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政策对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5)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政策通过企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效应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

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深圳典型城市人工林绿地表层土壤颗粒分形维数特征

城市人工林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景观植被和土壤生态系统的高度复合体。为探究城市人工林绿地土壤颗粒组成及结构与植被群落等环境因素的关系,以深圳市建成区绿地表层0~10 cm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和土壤石砾含量、容重、有机质、颗粒组成并计算分形维数,分析土壤颗粒组成及分形维数与各指标的相关性;运用多水平线性混合模型(MLMs)确定土壤分形维数的影响因子,并分析影响因子与土壤分形维数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绿地土壤以砂粒为主(62.09%~91.61%),其次是粉粒(0.97%~25.13%)和粘粒(0.82%~17.20%);土壤分形维数变化范围为2.52~2.76,土壤质地以砂质壤土(85.82%)为主,3种质地类型的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差异显著(P<0.01),从高到低依次为砂质黏壤土(2.74)>砂质壤土(2.64)>砂土(2.59);土壤颗粒分形维数与乔木郁闭度、草本盖度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不同质地类型之间影响因子对土壤分形维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砂质壤土与总体规律一致,土壤分形维数随乔木郁闭度、草本盖度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综上可知,深圳城市人工林表层土壤分形维数受植被群落结构影响显著,并与土壤质地和土壤有机质关系密切,研究结果对指导城市人工林群落配置和改善土壤质量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探析

在城市体系视角下,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存在虹吸效应,也存在溢出效应,其具体结果取决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动态平衡,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探索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考察城市体系下城市间人口增长的空间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国、省域和城市群层面的多尺度城市体系构建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地理范围。研究表明:第一,不同层面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经过更换因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补充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在全国和省域城市体系下,国家和省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东部县级市人口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而对其他类型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虹吸效应,且对内陆地级市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级市;此外,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高等级城市的虹吸效应最大。第三,在城市群城市体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第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还会受到地理距离影响,加入地理距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虹吸效应的地理范围主要在250公里范围之内,且呈现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态势。为促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要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释放其人口规模集聚红利;也需要外围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体系,与中心城市建立较强的空间联系,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转移;此外,还需要重视外围城市自身经济、产业和财政等因素对其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加快构建城市体系内高效快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最终形成区域城市人口协调发展格局。

城市人因视角下公众灾害感知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公众作为城市承灾的主体之一,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表达的对灾害进程的主观感知,深刻反应并影响着应急响应和灾情发展,因此,通过城市人因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公众灾害感知研究,对城市韧性提升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深圳2018年9月台风“山竹”期间的微博数据为例,分别利用LDA模型文本聚类和SnowNLP模型情感训练得到公众灾害主题感知和公众灾害情绪感知,基于DBSCAN空间聚类,归纳公众灾害感知的时空分布特征,并从物理建成环境和公众社会属性两方面探究影响公众灾害感知特征的因素。揭示极端天气下公众的灾害感知特征,及其与建成环境及社会属性之间的影响关联,为城市韧性规划设计提供指引。

中心城市人才集聚的技术多样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20年中心城市的数据,考察中心城市人才集聚对技术多样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显著推动了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问题解决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才集聚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促进知识溢出推动了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人才集聚不仅能够增强相关技术多样化水平,还可以推动无关技术多样化发展;人才集聚对区域性和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促进作用高于全国性中心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集聚对技术多样化水平的影响不断减弱,即存在有限时间边界;城市经济规模、创新政策激励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均会强化人才集聚对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的正向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人才集聚的技术多样化效应会增强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结论对于增强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提质增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流失中的增长:中小城市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收敛研究

基于2010-2020年的中小城市面板数据,从“城-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讨技能人口流迁及回流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使用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既存在大量技能人口的迁出,也存在高比例人口回流,且二者存在正相关;理论模型表明,技能人口流动与来自发达地区的人口回流将促进迁出地经济向迁入地收敛。基于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的实证模型验证了理论推断,并发现技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通过人口回流促进了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生产效率改善,进而提升了经济增长率。最后给出建议,中小城市应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当地企业的培植;在对外部人才的招引中,应选择和本地生产率相匹配的人才。

交通设施改善、市场集聚效应与城市人口增长差异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规模明显分化的现象,本文从向心力的集聚效应和离心力的通勤成本视角进行研究。理论模型和199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地铁等交通设施改善和基于市场潜力的消费集聚效应会增大均衡时城市规模,区位基础等本地特征因素也会影响均衡城市规模。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设施的改善驱动高等级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来自市场潜力的集聚效应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表明,城市群,特别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的人口快速增长得益于圈层结构中市场潜力带来的集聚效应,而内陆和东北的孤立中小城市因市场潜力弱而人口增长缓慢。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市场潜力通过增加产品需求和提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改善通过提高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并推动人口增长,且房价调节关键解释变量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为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国家应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外围中小城市”多层次空间格局,优化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体系。

城市人口密度、房价与城乡消费不平等

城乡消费不平等直接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城市人口密度和房价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人口密度和房价对城乡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房价会分别对城乡消费不平等产生显著的抑制和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仍然成立。分位数回归、考虑消费结构和分组回归后的结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房价对城乡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作用机制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城市人口密度影响城乡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财富效应和物价是房价影响城乡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缩小平均家庭户规模、增加中规模家庭户比重以及降低大规模家庭户比重都能够通过调节效应抑制城乡消费不平等水平的扩大。本文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缩小城乡消费不平等及扩大内需提供了政策启示。

塑造城市人才品牌:实践短板与优化路径

作为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城市人才品牌不仅是城市人才核心价值精准定位和有效传播的关键载体,也是链接和整合城市创新、产业等各类资源,增强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有效平台,其直观反映了城市的人才发展理念,并从品牌建设角度为更好推动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了解决方案。

长三角城市人口收缩的特征、经济效应与政策回应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各种经济要素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会更加自由地在城市间流动,从而放大大城市对区域内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加重这些城市的人口收缩。如何促进人口收缩城市与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势必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2009-2018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对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识别发现,长三角地区已有中小城市出现人口收缩,且常住人口规模越小,收入水平越低,距离区域内中心城市越远,出现人口收缩的可能性越大;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主要缘于城市人口收缩引致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下降。据此,人口收缩城市应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在最大范围内与区域内城市产生交互作用,以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势与城市群的集聚经济效应。

城市人口规模变动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

本文在测算中国209个城市交通碳排放水平的基础上,梳理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交通碳排放的机制,并通过STIRPAT模型研究了城市人口规模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1)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会增加交通碳排放总量,但对交通碳排放强度却具有负向效应,而且这种负向关系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城市人口规模与交通碳排放强度呈U型负向关系,当人口数量达到442.58万人时,城市人口规模对交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效应达到最大;(3)城市人口规模变动会通过产业集聚和交通结构这两个渠道来影响交通碳排放。本文的结论对于推动中国早日达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