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历史地位及其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意义

由于特殊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青岛是中国近代具有突出历史地位的城市。更重要的是,青岛在城市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的一系列城市规划,以其完整性、独立性与延续性,为研究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近代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实证关系等提供了典型案例,从而使青岛城市规划史的研究有相对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城市规划史的珍贵文献——郑天翔日志编选工作感悟

近日,《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规划建设实录——郑天翔日志选编(1952-1958年)》(以下简称《郑天翔规划日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主管领导郑天翔同志1952-1958年间的私人日记和工作笔记,以领导者。

深圳城市规划发展及其范型的历史研究

以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深圳城市规划发展历程进行剖析,探讨其范型的来源与运用,认为在“模仿、转换、吸收、定型及形成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深圳城市规划完成了从“技术性”向“制度性”的转变,体现了西方、香港及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对其的影响,最后指出“制度性”是深圳城市规划的精髓,只有围绕社会政治、经济,寻求适合本土的发展方式,才是城市真正的出路。

历史视角的城市规划实施问题探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为例

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立足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审视规划实施的有关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60年前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下,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在总体上得到了良好的实现,但规划实施中的问题也是不胜枚举的。制约规划实施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城市规划的整体性与建设实施的分散性、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多部门配合与协调的矛盾,以及工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多变等。60年前城市规划实施的情形,与当前规划实施的局面有着惊人的相似。高度重视规划管理工作的经验积累与科学总结,是保障城市规划实施及促进规划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

近代上海城市规划史论

学习西方国家城市规划的正确态度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运用脑队放出眼光（鲁迅）．在我国，这一学习过程的历史比较久远，这就有必要对近代百多年来西方的城市规划的传人与运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把握．本文回顾了这一时拥上海城市规划发展进程要点，并作了初步的分析总结，以期对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所启示．

1957年“反四过”运动的历史考察——兼谈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

采取史料分析和老专家访谈等方法,对1957年的"反四过"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新中国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反四过"的主要诱因,"四过"实际指向整个基本建设领域,但城市规划却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其原因主要是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特殊形势下,对城市规划科学性的认识明显不足。"反四过"的发生成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重要导火索,对1960年代规划事业走向衰败产生了深刻的不良影响。城市规划界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警示教育题材之一,经常性地开展自省和自律,并务实寻求城市规划工作的合理定位。

常州近代城市规划研究(1840-1949年)

首先阐述了1840-1949年江南地区的发展背景和常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然后分5个时期解析了常州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活动和城市规划特点。分析了规划管理机构沿革。最后得出常州近代城市规划的3个结论:路径方面,作为非开埠城市,地方士绅主导的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规划的近代化,并且不同历史时期,满足城市发展诉求和解决城市问题分别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观念方面,常州城市规划经历了由士绅阶层推动到政府行政推广的变化。技术方面,1928年以前,国外城市规划的操作体系和制度框架正在形成,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其对常州的影响;1928年以后,国外城市规划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广影响常州,并在规划实践中明显体现。

共和国初期首都规划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书评

对于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而言,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重要时段,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开创和奠基阶段,对当代城市规划工作具有深刻影响,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体现出近、现代城市规划文化延续和突变并存的演替特点,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学术价值和科学研究意义。李浩教授敏锐地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规划史作为主攻学术方向,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学术深耕,继2016年出版《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之后,新近又出版《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一书(图1),将该时段的城市规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京的城市规划。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显然要较其他城市更为复杂,问题和矛盾必然也更多,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

口述北京城市规划史——柯焕章先生访谈(上)

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9日下午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玉桃园二区,柯焕章先生家中专家简历:柯焕章,1938年8月生,浙江镇海人。1957-1962年,在南京工学院建筑学专业学习。1962年11月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先后在城区规划室、近郊规划室及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组工作。

感念邹德慈先生对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引领

我于2005年经黄光宇先生推荐,师从邹德慈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先生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毕业后又遵照邹先生指示于2009年调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前后以不同方式协助先生工作15年有余。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先生对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引领。

城市规划7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规划发展的70年,是规划工作因应国家战略,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和有力支撑,成就卓著的70年;是规划观念不断更新和调整,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诉求,与时俱进的70年;是规划类型不断拓展,积累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开拓进取的70年;是规划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技术标准规范日趋完善,有法可依的70年;是规划技术方法不断进步,新技术广泛应用,日新月异的70年;是规划前辈艰苦探路,几代规划人前仆后继、拼搏奉献,书写传奇的70年;也是经历过坎坷与挫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可歌可泣的70年。展望未来,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应当切实提升对接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专业能力。

中国城市规划史填补空白之重大成果--评《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

今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诞生7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李浩教授的新作《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图1)正式出版了。这本专著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援华苏联规划专家的技术援助活动为切入点和考察视角,对1949-1960年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研究,系统梳理了1953年首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1957年版、1958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背景、规划工作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情况,揭示了首都城市规划建设活动的综合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史研究的一份重大成果。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实验者”——董修甲与武汉的近代城市规划实践

在将欧美城市规划理念引入近代中国的学者中,董修甲是一位重要先驱。他撰写了大量规划论著,1929年还主持拟定了《武汉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成为日后武汉城市建设的最初蓝本。从人物史的角度,分析董修甲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主要规划著述,考证董先生在武汉的近代城市规划实践过程,剖析其规划思想的主要来源一美国城市科学/实用运动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唐代市的变化与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变迁

通过史料分析,揭示唐代市内已经出现居住功能。指出唐代的里坊制松动迹象并不只局限于坊内发生商品交易行为,还包括市本身出现的商业和居住功能复合现象。市内居住功能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变化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变迁中的意义主要有三点:破坏了里坊制的市坊区分规划制度;突破了里坊制的居住组织原则;推动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市向街道的转换。

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日本城市规划事权的演变与启示

近代城市规划涉及上至国家政策,下及市民生活的广泛领域。因此,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决定权通常需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甚至政府与市民团体之间做出一定的划分,从而形成特定的权利分配体制。近代以后的日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一条城市规划从中央集权逐步向地方分权过渡的道路。这对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我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简要回顾了日本城市规划由中央集权逐步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并归纳总结了其中的原因、规律和启示。

苏联专家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帮助——以西安市首轮总规的专家谈话记录为解析对象

以"一五"时期西安市首轮城市总体规划为例,通过对苏联专家谈话记录进行深入解析,再现了苏联专家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帮助的鲜活事实。苏联专家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帮助,既有城市规划的基本依据和规划原则等指导思想的明确,也有城市规划的科学基础、标准定额、设计方法和成果规范等工作内容的指导,还有签订协议文件等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苏联专家对规划工作的帮助是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兼顾了理论和实践、远景和近期、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等多方矛盾,体现了科学、严谨而务实的态度。在对建国初期城市规划事业创立和发展的认识方面,应对苏联专家的重要贡献予以客观评价。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石

在广泛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一五”初期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编制背景和过程、规划内容和主要技术特点等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容,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初创时期的科学技术特征。通过以八大重点城市为代表的现划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保障了国家大现模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八个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积累了宝贵的城市规划工作经验,并对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鲍鼎与武汉近现代城市规划

该文是1999年度湖北省建筑学会年会暨鲍鼎先生诞辰后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宣读论文。文中利用大量的史料与文献。详细介绍和评价了的鼎先生在武汉近现代城市规划史上的学术地位、作用及成就。概述了武汉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轨迹。呼吁加强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人物史研究。

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关于“苏联规划模式”源头的历史考察

采取"寻根探源"的研究思路,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19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提出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初步认识了"苏联规划模式"的历史渊源与脉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有关理论思想,是以国际特别是欧洲城市规划的技术发展为基础,将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与苏联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因时创制——孙科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早期创建

对孙科主持拟定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广东都市土地登记及征税条例草案》、《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等展开阐述;孙科主持拟定的这三个重要的城市条例和草案,分别成为民国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土地法》和《都市计划法》的主要来源,进而成为现代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基础。相关城市实践的广泛社会影响、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城市规划法律体系建构所起的作用,使得孙科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主要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