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域外交流描写的类别、内涵与意义

《聊斋志异》中有250余篇描写了山东以外的人或事,其中有20余篇甚至涉及域外交流。这些描写,有的单独成篇,有的构成篇中的某处情节,还有的只是提及某些域外物品名称等等。作为涉外交往现象的文学呈现,它包含着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互惠互利、文化上多元共生等多方面内涵。在今天看来,它有着理解蒲松龄内心世界中的情感与哲思、了解涉外交往时的猎奇心理、把握当时涉外交往的文化心态、增进当今的对外交流交往等意义和作用。充分认识这些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可以深化对当时涉外交流交往问题的认知,对现代条件下推进中外交流交往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帮助。

唐代医学交流初探——以敦煌医学卷子为例

敦煌医学卷子是指成书于六朝与隋唐时期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有关医学类文献。由于地域、空间等原因使得敦煌医学卷子具有相对独立性。区别于传世文献,更能对中古医学全貌加以论证,因此敦煌医学卷子可看作是唐代医学与域外医学交流的重要参考。此文以近年来敦煌医学卷子研究为参考,从医学理论,医籍融合,医者形象,医学互动等方面探究唐代医学域外交流情况。

天马西来与元代天马歌咏

天马之名起自汉武帝通西域所得大宛马,对天马的追求和神化体现了武帝对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的渴望。天马成为帝王与文人的情结,不断得到歌咏。天马西来代表着国力强盛,西域畅通。元代天马诗盛行,反映了文人对王朝国力强大、四夷宾服的歌颂,也是元代对外交流繁盛的反映。天马成为丝绸之路的标志,天马诗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

元朝时期安南诗人群体的汉诗创作值得重视。安南诗人群体与元朝使臣的唱和是中越文化交流的见证。留居元朝的陈益稷、陈秀嵈、黎崱、赖益岿与元朝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学交流,陈益稷等人的诗作深刻反映了元、陈交兵对他们造成的灾难,以及'越南羁旅'的处境。安南诗人群体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粤东皇华集》研究

《粤东皇华集》作为李调元阶段性诗集,收录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至十一月间诗人典试广东时所作的诗。该诗集曾流入韩国,受到了徐浩修和韩国四家诗人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的一致好评。该诗集在内容上重点突出了广东地区的草木植被及风土人情。在艺术上,形成了迥异于其他时期的清丽诗风。

宾礼之外:文明史视域下的唐代客馆体系及意义

通过对唐代客馆体系的探讨,便可明显发现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两个不同的层级。中央客馆由四方馆与鸿胪客馆组成,四方馆最初由鸿胪寺管辖,随着归属调整,转入中书省管辖,其职能从外宾接待变为信息文书处理;鸿胪客馆逐渐承担起接待外宾的重任。地方客馆则设置在各个州县,其身份具有两面性,它为官员、百姓提供歇息之处,也在负责信息的传递。唐王朝通过地方客馆及时了解地方动态,外敌也希冀混入客馆刺探情报。地方客馆事务繁重,需抽调当地百姓去配役客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地方官员们亦将新建或重修客馆当作自身值得夸耀的政绩。唐代多元化的客馆体系为周边国家与政权所吸收,通过他们的客馆保持着与唐朝的联系,并逐渐萌生出文明意识,建立起自己的天下观念与外交秩序,亚洲各国文明逐渐走向交流与融合,客馆成为各国文明交流的节点与中转站。由此观之,我们对唐代客馆体系的探讨,或有利于跳出“中国中心论”,用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古时期的亚洲各国的外交实态。

从元代安南纪行诗看中越文化交流

元代的安南纪行诗描绘了安南的地形、气候、物产、礼仪、风俗、歌舞、传说等内容,反映了安南的历史文化、元朝与安南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上的竞争态势。使臣与安南诗人群体的唱和是元朝与安南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为元诗在地域上的'南极',也是'汉文化圈'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