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驱动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应用的伦理思考

基因驱动技术在控制生物媒介、预防疾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其可能引发的生物恐怖威胁问题、技术开发成本与风险承担的公平性问题以及援助问题的重新定向等伦理议题同样需要我们重视。为更好地规范该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使用和推广,相关开发者、使用者、管理者需要共同建立跨行业多主体风险评估机制,统一、透明、高效的跨国监管体系以及面向社区和利益攸关方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推广该技术时,应确保风险评估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以确保技术的安全、有效和公平应用。

基因驱动技术研究进展及风险管控

基因驱动是指特定基因有偏向性地遗传给下一代的自然现象,近年来成为生物学研究热点,用来防治害虫、控制传染病、清除物种入侵等。实验室已经证实,基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的基因驱动技术可提高特定基因的遗传率。虽然基因驱动技术有非常多的潜在益处,但在伦理和社会安全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本文综述了基因驱动的原理及类型,概述了近几年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分析了基因驱动面临的技术问题,阐述了基因驱动技术的风险及其管控。

贝伐联合信迪利单抗及培美曲塞和顺铂类治疗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效果分析

肺癌是临床多发的恶性肿瘤之一,患病率、死亡率均处在较高水平[1-2]。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肺癌的常见类型之一,起病隐匿,早期缺乏典型表现,确诊时大多处于晚期,预后较差[3-4]。免疫联合培美曲塞及铂类是临床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常见治疗方案,但晚期患者的病情较为危重,部分患者难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5]。肿瘤的发生、发展同新生血管的生成密切相关,故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途径的治疗方案成为临床的关注重心[6]。贝伐是靶向药物,通过抑制肿瘤血管,发挥抗肿瘤效用。基于此,本研究探究贝伐联合免疫及培美曲塞和铂类的实际效用,现报告如下。

安罗替尼联合多西他赛治疗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研究

目的 探究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安罗替尼与多西他赛联合的作用。方法 选取吉林省肿瘤医院于2022年6月—2023年7月收治的120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摸球法分为两组,各60例。对照组使用多西他赛治疗,研究组联用多西他赛和安罗替尼治疗。对比两组临床疗效、上皮特异性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EP-CAM)、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SICAM1)、血清细胞黏附分子(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CAM)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的疾病缓解率为43.33%,高于对照组的2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19,P=0.011)。治疗后,研究组EP-CAM、SICAM1、CAM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安罗替尼联合多西他赛治疗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能够降低肿瘤标志物,且有助于降低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晚期无驱动基因突变肺鳞癌的免疫治疗进展

中国癌症死亡人数位列全球第一,肺癌的发病率高居肿瘤患者的榜首,如何延长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是亟须解决的难题。肺鳞状细胞癌(以下简称肺鳞癌)是肺癌中一种独特的组织学亚型,对化学治疗的敏感性较低,且往往无肿瘤驱动基因突变,而靶向治疗对于无驱动基因突变的肺鳞癌无明显疗效。近年来,肺鳞癌的免疫治疗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肺鳞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药物选择,其治疗逐渐走向个体化。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多种免疫治疗药物用于治疗肺鳞癌。本文主要回顾和总结晚期无驱动基因突变肺鳞癌的免疫治疗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其在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生存质量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为晚期肺鳞癌的免疫治疗研究提供参考。

驱动基因突变和微卫星不稳定性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目的探讨KRAS、NRAS、BRAF驱动基因突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状态与结直肠癌(CR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收治并确诊的192例CRC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KRAS、NRAS、BRAF基因检测和MSI状态检测,同时收集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析3种驱动基因突变及MSI状态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192例CRC患者中,女性KRAS基因突变率高于男性(P<0.05)。TNMⅡ期和Ⅲ期患者KRAS基因突变率高于Ⅰ期和Ⅳ期患者(P<0.05)。M1患者KRAS基因突变率低于M0患者(P<0.05)。同时,年龄<65岁、氧减指数(ODI)<5、血清癌胚抗原(CEA)水平正常及肿瘤位于右半结肠的患者中MSI-H的比例更高(P<0.05)。结论CRC患者KRAS基因突变及MSI状态与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关联性,特别是MSI-H与ODI相关,可为临床筛查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而言,既往化疗一直都是标准治疗选择,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的加入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目前一线治疗可以选择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或免疫治疗。尽管初始治疗能获得一定的有效率,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疾病进展或治疗失败,二线及以上治疗疗效差,患者预后不佳,临床上需要更多有效的二线治疗药物。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组织呼吸科、肿瘤科、病理科专家对驱动基因阴性人群临床研究证据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专家组讨论后广泛认可的临床诊疗经验,对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二线治疗制定了统一的专家共识,可作为中国临床医师选择驱动基因阴性NSCLC二线治疗的指导依据。

PD-1抑制剂联合一线化疗方案对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的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一线化疗方案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60例晚期驱动基因阴性的肺腺癌患者病历资料,依据治疗方式不同分组,将30例接受培美曲塞、顺铂联合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治疗的病历资料纳入观察组另30例接受培美曲塞联合顺铂治疗的病历资料纳入对照组。对比2组患者治疗前、治疗30 d时2组临床疗效[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免疫功能[CD_(4)^(+)、CD_(8)^(+)、CD_(4)^(+)/CD_(8)^(+)]、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不良反应[恶心、粒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甲状腺功能异常、肺炎、皮疹、血小板降低]。结果观察组ORR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DC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CD_(4)^(+)、CD_(4)^(+)/CD_(8)^(+)水平高于治疗前,且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CYFRA21-1、CEA水平均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甲状腺功能异常、肺炎、皮疹等发生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PD-1抑制剂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可有效改善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患者免疫功能,并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疗效确切。

河南豫东地区661例非小细胞肺癌常见驱动基因突变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豫东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s,NSCLC)患者常见驱动基因的突变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就诊于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661例NSCLC患者,入组病例均采用了5种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进行检测。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其临床特征与各驱动基因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果661例NSCLC中EGFR、KRAS、ALK、ROS1、PIK3CA、BRAF、HER2、RET、MET14和NRAS的突变率分别为47.35%、9.68%、5.45%、1.82%、2.87%、1.82%、1.21%、0.91%、0.61%和0%。EGFR、ROS1和HER2的突变更易发生在在女性患者中(P<0.05),而KRAS突变常发生于男性患者(P<0.05)。EGFR、KRAS和ALK突变在腺癌中的突变率显著高于鳞癌和非小细胞肺癌非特指型(NSCLC.NOS)(P<0.05),PIK3CA在NSCLC.NOS中的突变率最高。KRAS基因在Ⅰ+Ⅱ期的突变率显著高于Ⅲ+Ⅳ期(P<0.05),其他基因与临床分期无明显相关性。与吸烟者相比,非吸烟者的总驱动基因突变率明显较高(P<0.05),EGFR、ALK、PIK3CA、ROS1、BRAF和HER2常发生于非吸烟患者中(P<0.05),而KRAS基因更易发生于吸烟患者中(P<0.05)。沉渣细胞块标本10种驱动基因突变率78.67%,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标本(P<0.05)。结论EGFR、KRAS、ALK等常见驱动基因与患者性别、病理类型、临床分期以及吸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质控合格的沉渣细胞块标本用于基因检测的优势明显,可以在有条件的患者中广泛推广;ARMS-PCR法联合检测10种基因可作为初诊初治NSCLC患者的首选基因检测方法。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nab-PC方案对晚期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疗效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卡铂方案(nab-PC方案)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以及其对患者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辅助性T细胞17(Treg/Th17)失衡、树突状细胞亚群水平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收治的110例晚期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5例。对照组采用nab-PC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比较两组近期疗效。治疗前后检测两组试验对象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水平,外周血Treg、Th17表达水平,以及外周血树突状细胞亚群[髓样树突状细胞(mDC)、浆样树突状细胞(pDC)]水平。统计两组毒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45.45%、89.09%,对照组分别为27.27%、74.55%;观察组ORR、DCR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CEA、CYFRA21-1、SCC-Ag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均以观察组下降更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外周血Treg、Th17比例和Treg/Th17比值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均以观察组为著(P<0.05)。治疗后,两组外周血mDC比例、mDC/pDC比值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均以观察组上升更显著(P<0.05)。治疗后,观察组外周血pDC比例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则无明显变化(P>0.05)。观察组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发生率为63.64%,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其余各项毒性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nab-PC方案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NSCLC能有效调节外周血Treg/Th17失衡以及树突状细胞亚群水平,提高近期疗效。

胰腺癌中核心甲基化驱动基因的功能探究

目的 筛选胰腺癌中的核心甲基化驱动基因,探究其生物功能及临床意义。方法 基于TCGA/GEO数据库中胰腺癌的mRNA-seq数据及匹配的临床数据,利用R分析软件相关数据包及部分在线分析工具,分析并获得胰腺癌中甲基化驱动基因;采用Lasso-Cox回归分析筛选核心甲基化驱动基因,并探究其在胰腺癌中的功能特点及临床意义;最后基于核心甲基化驱动基因构建预后模型并进行相关探究。结果 甲基化驱动基因ZSCAN18、FERMT1、LIPH、LAMA3及S100A16对胰腺癌表现出良好的诊断效能,且FERMT1、LIPH、LAMA3及S100A16的表达上调与患者较差的预后相关(P<0.05),ZSCAN18的表达上调则与患者较好的生存预后相关(P<0.05),而基于甲基化驱动基因ZSCAN18、FERMT1、LIPH、LAMA3及S100A16的预后模型表现出良好的预测效能,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潜能。结论 甲基化驱动基因ZSCAN18、FERMT1、LIPH、LAMA3及S100A16是胰腺癌的潜在诊断靶点及预后标志物,基于以上基因的预后模型表现出良好的预测效能。

靶向肿瘤驱动基因的胃癌治疗研究进展

随着胃癌致病机制深入解析及胃癌驱动基因的鉴定,靶向胃癌驱动基因的药物逐渐应用临床。其中,曲妥珠单抗作为首个胃癌靶向药物,通过靶向过表达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生存和转移等过程,已成为HER2阳性胃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雷莫芦单抗则通过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用于晚期胃癌患者的二线治疗。此外,贝马利珠单抗和佐妥昔单抗分别靶向过度表达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FGFR2)和紧密连接蛋白18.2(CLDN18.2),在临床试验中显著延长胃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本文回顾了靶向HER2、VEGF、FGFR2、CLDN18.2和MET等肿瘤驱动基因的胃癌治疗策略,介绍了肿瘤驱动基因在胃癌进程中的作用及其靶向药物的应用,以期为胃癌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在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背景与目的我国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携带驱动基因突变的比例很高,而这部分患者当前的新辅助治疗方案缺乏明显获益。本研究通过分析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在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中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探索其潜在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双中心回顾性研究,首先纳入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PKUPH)的在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的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分为单纯化疗组、免疫治疗组以及靶向治疗组三组,比较其疗效及不良反应;其后补充了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Hunan Cancer Hospital,HNCA)的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敏感突变患者来进一步探究EGFR敏感亚型之间对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反应。结果共纳入来自两个中心的患者50例。PKUPH的40例患者中采用免疫治疗的有21例,影像学疗效为部分缓解的占比57.1%。病理缓解方面,免疫治疗组的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率为38.1%,且仅有免疫治疗组出现了达到完全病理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的患者。不同治疗方式之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对手术难度的影响未见显著差异。进一步纳入来自HNCA的10例患者,针对不同新辅助治疗方式下不同EGFR敏感亚型的疗效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与新辅助靶向治疗之间未见显著的影像学缓解差异。而在病理缓解方面,L858R患者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出现了MPR、pCR患者,优于靶向治疗患者;19del患者中尚未观察到显著差异。结论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前提下,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取得了更好的MPR、pCR率且远期生存不劣于靶向治疗。

肺癌驱动基因检测研究进展

肺癌靶向治疗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带来了希望,而肺癌驱动基因的检测为肺癌的靶向治疗提供了证据。临床中,只有准确的检测出肺癌相关的驱动基因突变,才能正确的选择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进而达到肺癌精准治疗的目标。因此,在肺癌的临床诊治中,驱动基因检测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临床医师应该重视肺癌驱动基因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本文现就肺癌驱动基因检测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帮助临床医师更规范的进行肺癌驱动基因的检测。

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同步放化疗治疗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同步放化疗一线治疗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取苏州大学附属张家港医院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8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NP化疗方案(顺铂30 mg/m^(2)+长春瑞滨25 mg/m^(2))+肺内原发灶和区域淋巴结放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m^(2)(第1天)。两组患者均以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4个周期。结果观察组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2.50%和85.0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7.50%和52.50%(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细胞角质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生活质量调查核心问卷(QLQ-C30)和肺癌专用问卷(QLQ-LC13)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且观察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Ⅲ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62.50%比52.50%,P>0.05)。所有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5个月(12~24个月),失访3例。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6.9个月和12.6个月,均显著长于对照组的4.3个月和8.9个月(Log-rankχ2=13.760,31.830,P<0.05)。结论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同步放化疗可提高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生活质量,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延长生存时间,且安全性高。

青年型肺腺癌临床特征及驱动基因突变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低剂量螺旋CT(low-dose CT,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年轻患者被确诊为肺癌。虽然青年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45岁)占比较低,但其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基因突变位点。肺腺癌作为年轻患者中最常见的NSCLC病理类型,其致癌基因改变(genomic alterations,GAs)和临床特征研究较少。随着肺癌个体化治疗观念的提出,其群体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因此对青年肺腺癌进行研究极具临床意义。本文就青年肺腺癌患者的发病趋势、病理特征和驱动基因突变等特点作一综述。

Orient-31模式讨论:免疫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NSCLC靶向耐药后的探索

靶向治疗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携带驱动基因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生存率。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第三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一线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达到了18~21个月左右[1]。但对于EGFR-TKI治疗耐药后的NSCLC患者,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既往研究表明,EGFR-TKI耐药后的患者继续EGFR-TKI联合化疗未能提高生存获益[2]。

PD-1抗体与抗血管生成药物分别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的近远期效果对比

目的:比较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抗体与抗血管药物分别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的近远期效果。方法:选取118例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治疗方式将PD-1抗体联合化疗的患者纳入A组(n=60);将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化疗的患者纳入B组(n=58)。观察两组患者临床近期疗效,毒副反应,免疫功能和预后分析。结果:治疗后,A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客观有效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疾病无进展期(PFS)明显高于B组(P<0.05);两组患者CD3^(+)、CD4^(+)、CD4^(+)/CD8^(+)水平均上升(P<0.05),且A组高于B组(P<0.05);CD8^(+)水平均降低,且A组低于B组(P<0.05);A组患者和B组患者治疗期间毒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PD-1抗体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患者临床疗效更好,有助于恢复免疫功能,且毒副反应少,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有助于延长PFS,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肺癌中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约66%的患者在确诊时就被发现伴有远处转移。脑转移是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约13%的患者在初诊时即发现颅内受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预后不佳。驱动基因阳性的NSCLC脑转移患者靶向治疗可以达到较好的颅内控制率,但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治疗手段较为局限。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兴起,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被广泛运用于临床,ICIs联合放疗的治疗模式为驱动基因阴性NSCLC脑转移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本文就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敏感驱动基因阴性NSCLC脑转移患者中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浸润性肺腺癌的倍增时间与驱动基因状态的相关性

目的比较伴或不伴基因突变的原发性肺腺癌在体积倍增时间(volume doubling time,VDT)和质量倍增时间(mass doubling time,MDT)间的差异。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且术前至少进行2次胸部非增强CT扫描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放射科医师手工分割的三维掩模计算VDT和MDT。采用Bland-Altman方法进行观察者内变异性评估。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驱动基因有无突变肿瘤的VDT和MDT差异。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不同EGFR突变位点VDT和MDT的差异。结果共计279例患者(男性99例,女性280例),平均年龄(62.15±8.90)岁,共287个结节。根据驱动基因状态分为突变组72例,野生组215例,基因突变发生率为74.9%(215/287)。突变组和野生组MDT在驱动基因状态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37 d vs 824 d,P=0.004),VDT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7 d vs 593 d)。EGFR阳性腺癌的MDT比EGFR阴性腺癌长,但VDT差异并不显著(VDT,758 d vs 593 d,P=0.382;MDT,824 d vs 537 d,P=0.004)。在生长结节中,驱动基因阳性腺癌的VDT和MDT均比野生型腺癌长(VDT,759 d vs 592 d,P=0.048;MDT,749 d vs 499 d,P<0.001;VDT,768 d vs 593 d,P=0.081,MDT,737 d vs 518 d,P=0.001)。结论在原发性浸润性肺腺癌中,驱动基因阳性(尤其是EGFR阳性)的肿瘤倍增时间更长,且在生长中的结节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