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活动与创新途径

群众文化活动与基层社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加强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成效,改善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但实际上,目前群众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创新度不足,不仅无法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会浪费宝贵的资源,总体成果同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因此,新时期如何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积极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创新优化,成为当前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分析了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现状,然后阐述其积极作用,最后针对目前群众文化活动中的欠缺不足,提出更加合理的创新途径,旨在提升我国群众文化活动实施效果,满足基层社会管理要求。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生与自治互促共赢策略--成都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是目前农村工作的两个重点。成都以民生带动民主、民主保障民生为特点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有机地将这两个重点结合起来,通过政府制度化的专项资金投入,不仅撬动起更多的社会资金改善村庄的民生,而且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强化了民主学习,收到民主与民生互促双赢的效果。成都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和村级公共服务的完善带来诸多启示。

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模式

本文主要是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最近对北京市社区建设进行的调查 ,首先对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历史和变迁进行考察和描述 ,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变迁的特点 ,最后分析当前社区建设的主要社会原因 ,提出城市社区建设可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变革的第二个阶段 ,其意义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单纯的社区服务 ,其首要任务是为了建立和发展能够填补“单位制”解体后的真空 。

群众文化活动: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

群众文化活动是当前农村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能增进村民沟通,提高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文明乡风,完善社会治理手段。充分发挥群众文化活动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大力推进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关键在于打造一支过硬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关键在于农民群众是否满意以及这种满意的程度。

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几点思考

地方社会治理不单纯是一个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服务供给过程。只有建立完善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因此,要着力打造适应扁平化公共服务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社会动员资源的作用,积极培育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大力发展社会创新孵化器,鼓励社会创新和培育社会企业家,加大力度培育优秀社会组织,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入手配置基层人力资源。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之瓶颈探讨

文章从权力、制度与成本三个重要视角,分析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瓶颈:一是资源动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权力瓶颈;二是压力型体制所导致的制度瓶颈;三是运动式治理泛化所导致的成本瓶颈。指出基层社会管理要创新,必须突破瓶颈,重新分配权力,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减少社会成本。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

以县域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县域的历史发展着眼,结合"治理—善治"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首先,本研究根据"善治"理论,结合县域实际,试图澄清"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同时,本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实施"县域善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此外,本研究还提出了构建融政权框架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管理执行体系、监督约束体系以及协调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一体,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善治"体系。

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关乎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课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基层社会管理更应受到重视。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析 ,指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既有总体性的研究 ,又有具体实证性的研究 ,如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管理的研究以及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等。同时本文亦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 。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当代中国农村干部的角色转型

农村干部是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对村干部的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带来了挑战,为其角色注入了新的内涵。因此,必须提高村干部领导村民致富的能力,当好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提高村干部的服务绩效,当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者角色;强化村干部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当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者角色;提高村干部应急处置事件的能力,当好农村和谐稳定的维护者角色。

社区自治: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走向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不仅是个行政层面上的管理问题,更是政治层面上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涵义的界定为起点,分析了社区自治的两种取向,即居民自治取向与地方自治取向;初步探讨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走向地方性社区自治的基本方向及其路径。

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

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途径

加强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愈益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成为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新春伊始,中央即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研究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对策,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表明我们党对社会管理及其改革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来,山东省新泰市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依托"平安协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本刊特约几位专家学者,结合新泰市的实践,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等问题作深入分析,以飨读者。

大学生村官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围

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应然主体,大学生村官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者,是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创新的推动者,是乡村社区规划与重建者,是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者。但在实践中,由于大学生村官自我定位偏差、融入农村较难、参与范围狭窄、实践经验缺乏、相关待遇偏低等,使它们不能很好地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为此,需要乡镇干部、广大村民和大学生村官共同努力,以促进大学生村官更好地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加快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

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与人权保障——浙江“枫桥经验”的成效与完善

"枫桥经验"是政法工作方面的人权保障经验,是浙江人民的经验,是全国人民的经验,也是全人类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推广过程中,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又创造了新的经验,为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权保障等积累了新经验。这是"枫桥经验"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政府行政管理与城市社区自治良性互动的路径研究——基于杭州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十二五"时期,如何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真正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序衔接值得深入研究。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达成,是行政和自治两股力量动态互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行政和自治必然共存于同一场域——社区。相比于上海、深圳、江汉等地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杭州通过"分类治理"与"复合主体"尝试实现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制衡与相吸,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复合模式的法理缺失也导致了杭州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暂时性、阶段性限度。本文在分析杭州实践基础上,探索和考察了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难点与可行路径。

建国以来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变迁中的问题与思考

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稳定、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是巩固和稳定执政党地位的基石。研究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

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善治模式。善治模式是对近现代民主政治以及人权发展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存在问题较多,从善治维度下进行考察,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偏重于管制而忽视服务,社会管理的主体单一,公众参与的程序规范性不够,政府对信息资源有效整合的能力不够,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和统合协调功能有待增强,社会管理的基础设施没有相应跟进。为此,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合法合理审查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责任细分明确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风险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