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央地关系和基本权利的中央化

区域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议题,要促进“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根本上有赖于建立合理的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取向,在地区竞争模式下试图通过缩小地区增长差距来推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当我国逐渐进入第三产业占主导、经济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面临着由“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根据事务属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落实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责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真正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制度保障。

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基本权利与政府能力之平衡:公共服务基本尺度的新分析框架

明确公共服务的“基本”尺度,是公共服务理论建设及国家制定公共服务发展战略的前提,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遵循这一原则,不仅要确立基本权利思维,而且要充分认识政府能力的限度,考量基本权利与政府能力的协调平衡。一般而言,依据政府能力与基本权利的平衡程度,可以把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强-高型、弱-高型、弱-低型、强-低型等发展样态。其中,强-高型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样态,应该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在具体实践中,要根据“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确立公共服务的“基本”尺度:既要以基本权利为基准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和标准,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又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财政承受能力,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量力而行”。

我国妇女基本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充分性”建构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也是客观价值秩序,具有“客观功能”。国家负有对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组织和程序保障的义务,还负有防止第三人侵害基本权利的狭义保护义务。刑事立法打击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主要方式。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立法是否合理,本质上是国家是否充分履行其对妇女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刑事立法仍存在罪名设置不合理、量刑不科学等问题,不能满足基本权利保护的“禁止保护不足”要求,应当以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点,基于被拐卖妇女基本权利面临的高程度受侵害风险,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立法。

基本权利的放弃及其限制

基本权利的放弃既是权利人行使基本权利的一种方式,又能够构成义务主体侵害行为的违宪阻却事由,前者是国家应当尊重的自由,而后者则可能会为基本权利的实现设置障碍。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当基本权利的放弃形成对基本权利之实现的阻碍时,国家就应当实施干预以将基本权利的放弃限定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国家应当通过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来确定限制手段适当的上限和下限,在合理的范畴之内选择限制手段以兼顾对权利人自我决定的尊重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当权利人的自我决定存在瑕疵,或者放弃行为将导致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和公共价值无法得到实现时,国家对基本权利放弃的限制便具有了正当性。

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效力及边界

当前,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研究忽视了基本权利条款的域外空间效力,对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问题重视不足。立足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需要重新思考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范围,对传统的以领土边界为限的国家义务观念进行审视。同其他部门法一样,宪法的基本权利章节同样具有强大的域外适用潜力,即在国家领土外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国家主张基本权利,相应地国家需承担在域外尊重和保障其基本权利的义务。比较法经验表明,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是大势所趋。我国宪法虽未明示域外空间效力,但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有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并可从宪法序言、我国加入的人权条约以及我国的国际关系立场获得解释动力。基本权利条款域外适用理论丰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宪法学的知识体系。

网络平台行为规制中的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论之否定

对于我国应否接受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论,并将其运用于近年来热议的网络平台行为规制当中,有必要从实践角度提供参考。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论之实践,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基本权利保护的指引下进行民事立法和司法,以及有权机关对立法和司法机关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履行之审查。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论本欲全面实现基本权利的价值、完善部门法的实施,并更有效地保护基本权利。但相关实践不仅无法实现其目标,反而导致基本权利价值贬损、部门法的独立性和法的安定性受到破坏,并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护。通过实践考察及反思可以明确,我国没有也不应将网络平台视为宪法约束对象,应坚持在部门法框架内调整网络平台私益冲突。

论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保障

完善监察对象基本权利保障,既是明确监察机关职责和权限,加强对监察机关监督制约的现实要求,也是规范监察权力运行,推进监察工作法治化的应有之义。当前理论研究对监察对象自身及其基本权利保障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监察法规范和监察实践也更侧重于实现监察权力的有效运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实际上,公权力授权和党员身份使监察对象及其基本权利保障具有特殊性。监察法律规范和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共同构筑了监察权力的行使空间。针对监察监督、调查和处置过程中,监察对象人身、财产权利受侵害的风险,有必要从法规范体系完善、监察活动规制和监察对象权利救济等方面探索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路。

论生育权的宪法基本权利证成

新时代我国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三孩,由生育限制转向生育支持,凸显生育的权利属性。生育权的宪法基本权利证成是国家生育政策优化的根本法依据,有必要从学理上系统阐释。生育权利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通过宪法解释将生育权证成为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学术界存在多种生育权基本权利的证成路径,直接影响公民生育权的行使与实现。从宪法精神和基本权利体系出发,揭示出人权条款和家庭条款两种解释路径的缺陷。以“人格尊严”条款的人格主义哲学与文本结构为基础,可以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充分证成生育权是宪法基本权利,明确宪法层面生育权性质。

基本权利视角下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基于现代生育技术而发展的代孕技术与代孕产业逐渐由暗入明,进入了社会公众视野,并且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的争议。代孕是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我国也亟须厘清关于代孕的基本方向,进而搭建合理、合法且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目前,学界关于代孕行为存在“绝对禁止”和“有限合法”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代孕行为侵犯人格尊严而应当绝对禁止,后者则主张在生育自由基础上的代孕有限合法化。从基本权利保护视角出发考量,无疑应当坚持代孕绝对禁止的立场,原因在于:代孕行为不仅侵犯了宪法法律所认可的系列权利,特别是人格尊严,还侵犯了宪法法律文本之外的应然法权诉求。但是,过于绝对化理想化的立场也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关于代孕绝对禁止的观点由于过于绝对化,未能给予代孕技术本身相对公允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尚不健全,存在立法空白以及处罚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对此,持续推进代孕行为的有效规制固然是应予坚持的基本方向。为搭建关于代孕的合理规制体系,应当多措并举,系统性构建代孕行为的预防与制裁机制。其中,健全以专门立法为核心的法律规制体系,强化代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优化代孕行为的刑事归责思路,应当被重点关切。

基本权利私法救济的局限与突破——基于“风险性损害”的救济思路

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因义务主体、权利内容与权利特质的分野而不可通约。过度抽象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与缺乏体系的实践操作进一步加大了基本权利私法救济的难度。现有民法理论多将基本权利定位为私法中的公序良俗或一般人格权侵权中判断违法性的参考因素,但因悖俗侵权规范缺位,纯粹经济损失救济未达共识,侵犯框架性权利的违法性认定困难等原因导致现有理论对基本权利私法救济不力。通过思路调整,从寻找基本权利的私法定位转变到基本权利的“跨法域运动”,从“侵犯基本权利”到“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所面临的风险”,通过计算“风险性损害”确定赔偿数额,以范式的转变实现对基本权利更为便捷、统一、充分的私法救济。

工作场景中公民基本权利被侵权行为的思考

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种类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侵犯进行了规定,这是从根本法层面对公民权利的确定,也是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最新《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成编,这是宪法规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条文的贯彻落实,是加强宪法实施弘扬宪法精神的深入推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有工作,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工作都有公民基本权利侵权的现象。诚然宪法和多个部门法都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作出相应规定,现实公民工作场景中,依然存在大量基本权利被侵犯的行为。不同种类的工作中,侵犯行为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分析思考典型的几种工作中的侵权行为对于维护公民的权益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农村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与优化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女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是调动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提升女性参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农村女性主体地位凸显,性别角色观念越来越开放,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农村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发展,需要依照农村女性在政治、劳动参与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农村女性主体地位法律建设完善,也需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促进法》,把农村女性权利从制度性参与变成实质性参与,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着力提高农村女性政治参与权利的深度与广度、扩大新农村女性精英角色的实践效果和组织素质提升培训,在教育、就业、社区管理等方面推动女性权利发展,以保障农村女性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完善。

基本权利冲突的本质属性及解决路径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逐步扩大,基本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将愈发突出。基本权利冲突在形式上体现为私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但实质上涉及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分配与协调,学界主流观点以基本权利之间是否存在位阶关系以及比例原则的适用作为化解权利冲突的解决思路。然而,权利位阶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经过进一步验证,比例原则也存在正当性的理论困境,必须结合个案进行针对性考量,同时确立审判原则避免裁量权过度。

从法律限制主义、宪法保障主义到法律保留原则--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史考察

在中国宪法史上,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方式,有着从“法律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再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变迁。旧中国的制宪多采“法律限制主义”,无法为基本权利提供有效保护。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宪法的批判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采“宪法保障主义”或者“绝对保障主义”立场。但在反思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缺陷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采纳“基本权利可受限制”的务实观念,对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作出规定。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借由《立法法》等重大立法以及相关的宪法实践,现代立宪主义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得以最终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

中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的法理与逻辑

宪法基本权利从价值理念落实为法律规范,进而走进人民的生活得以充分实现,离不开立法的具体化。在法理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的必要性源于宪法基本权利“有待立法形成”的特性。在逻辑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既是宪法实施的基本方式,也是宪法权利具象化的根本路径,同时还是立法机关履行宪法委托义务的基本路径。加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才能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民法典》“强制性规定”条款解释困境的出路——以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础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旨在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对这一条款的应用和解释都会遇到困境。实践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会陷入“以问答问”的循环。因而,对“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解释需要转换思路。不是以事先确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主要解决路径,而是在初步确定“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首先进行相对比较明晰的形式化判断。如果形式化判断不足以做出界定,则在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和权衡的案件中,引入动态规范体系,进行综合考量。回归“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综合考虑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成本、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国家调控与私自治之间的平衡等多重要素,得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宪法和基本权利既可以起到直接的效力依据的作用,也可以起到间接的、作为价值指引的作用。

作为基本权利的学习权:权利证成与规范价值

学习权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权利基础与逻辑起点。本文基于整体意义的方法框架,运用比较分析、概念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论证学习权的基本权利属性及其规范价值。分析结果表明,鉴于我国宪法并无明文规定,学习权的基本权利属性需要运用宪法规范的整体意义脉络这一分析框架方可证成。概括性人权条款为学习权提供了价值基础和语义空间,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为学习权提供了规范基础和意义空间。学习权作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需要构建包括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子权利体系,建立基于国家履行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层面的保障制度,确立相应的推理规则,为学习权实现提供了理论、制度与方法论基础。

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基本权利保护

如何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正面临着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挑战,尤其是法律概念上的厘清,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规制优化极具意义。宪法释义学上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分别在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立法机关的构架义务、系统性监管负担分配的基本权利条款以及比例原则上出现了具体化。亦可通过宪法中财产权保障的内容推导出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基本权利保护的必要性。需要关注在履行财产权所对应的国家保护义务时,应注意选择裁量的宪法指示、妥适的保护水平、负担公平、国家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等要素。

基本权利冲突视域下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

艾滋病患者是否要向性伴侣告知其感染事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需要对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进行法益衡量。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了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隐私权和健康权属于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的冲突本质是基本权利冲突中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冲突。权利位阶、比例原则、立法衡量是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三种思路,在立法衡量理论中,行政法规为二者的权利冲突提供了初步解决方案,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但面临合法性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