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本法视角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及特征研究

农业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国的农业政策函须瞄准世界农业政策演变的共性问题,通过不断地调整与改革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东亚国家日本为例探究其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对于揭示农业政策的前沿发展方向和形成“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日本《农业基本法》从开始实施,到历次修订,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实施,1999年修订并更名为《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2024年《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修订。日本农业政策的演变特征遵循由第一阶段保生产稳价格到第二阶段注重农业多功能和农村地区振兴再到第三阶段“食物供应-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多维度的逻辑,是个不断根据日本经济社会的新规律完成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过程提供了如下经验启示:一是以法律为依据制定农业政策,二是因时而异确立农业政策目标,三是重视农业和食物产业的绿色转型,四是农业政策的长期一贯性以及政策目标措施的适变性。

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以加拿大环境立法为例

加拿大在整合现有环境单行法的基础上,制定和修订《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以此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本文简述了加拿大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发展进程,总结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在体系化目标、体系化路径、体系内容、立法技术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可为我国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启示。

人工智能立法背景下我国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衔接机制研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对我国基本法与软法的衔接带来了挑战。基本法提供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性指导,而软法则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灵活有效的手段,将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两者进行整合,可满足人工智能相关规范对灵活性、适应性与包容性的要求,提高法律执行的效率及效果。为了将基本法与软法二者进行有效衔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法律体系,应在加强政策法规的指引、完善行业标准的同时,创新法律工具,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构建自律、互律和他律相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形成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规制原则的共识。在上述“共识”的指引下,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与规范化治理流程,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与应用限制,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沪苏浙 协同制定示范区“基本法”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协同制定的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以地方立法形式解决制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是固化和提升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意味着沪苏浙三地在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协同立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日本《海洋基本法》对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的颁布实施为日本落实“海洋立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对上述日本海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简要梳理,结合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现状,对我国出台海洋基本法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分析,呼吁我国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实际的《海洋基本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

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

一体化宪法规范是宪法中规定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公民与国际组织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一体化宪法规范规定区域一体化问题,调整国家与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关系。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包括调整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原则性规范,规定欧洲公民身份和欧洲公民权利的规范,以及联邦与各州参与欧盟事务的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内法律关系不同,一体化规范调整国家、国家机关以及公民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对宪法规范的传统概念构成一定的冲击。

论香港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997年7月1日,随着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已正式实施,我国随之进入了“一国两法”的时代。那么,香港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本文拟予以探讨。 一、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及修改,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否则就是违宪。 香港基本法也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我国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将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也载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由此可见,虽然香港基本法的许多规定同我国宪法的规定不尽一致,如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

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一国两制”彰显强大生命力

自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年来,澳门实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强大优越性和生命力。2023年是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伴随着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澳门特区基本法正式实施。

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谋划《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的思考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中央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然而,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香港特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区如何基于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之考量,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高质量立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香港国安法》与依《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立地方法之关系辨析着手,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衔接之必要性,提出衔接之具体办法,以期对香港特区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供参考。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香港地区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的解释方法与规范内涵

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关于紧急状态的进入、程序和后果与现行宪法并不一致,因基本法制定所依据的是八二宪法的戒严条款,与修宪之后的紧急状态条款产生差异。紧急状态制度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在解释时应引入宪法条款构建目的,结合基本法其他条款考查语境,将宪法、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及香港地区国安法的补充性规定作一致性解释,从而将第18条第4款作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立法宗旨的解释:将紧急状态的进入从军事戒严扩张解释为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重大危机;紧急状态的宣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性决断,但尊重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紧急状态下适用的“有关全国性法律”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情况酌情判断。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解读《香港基本法》的实证研究——以回应立法会质询为视角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立法会质询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基本法》的空间,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日渐成为香港地区立法会质询活动的焦点,也扩展了《基本法》实践的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在援用《基本法》答复相关质询时充分尊重《基本法》文本,维护《基本法》解释体制,反对挑战《基本法》的行为。在实践中,特区政府对《基本法》的解读包括:对具体条款的内涵进行解读与定性;认定相关事件或者具体行为符合《基本法》;对重要的立法工作和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说明;对具体工作进行说明,避免误解。实践表明,特区政府的解读对于准确理解和实施《基本法》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

一、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内容"—国两制"是我们党和国家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

澳门基本法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始实施。这是继香港基本法之后，又一部全面体现和保障“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文献。它是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法律保障，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发...

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差异研析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三年之前的1990年4月1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国际意义的创造性杰作”,不仅把“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施。

全国人大解释中国香港基本法的必要性研究——基于落实全面管治权的视角

管治权是一个国家基于主权而对其所属领土施行管辖和进行治理的权力。主权要求国家对其国内所有地方(也同样包括特别行政区)和所有事务都有一种绝对、最高和排他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行使解释权,本质上就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种形式。全国人大主动释法有利于在司法领域行使中央的防御性权力,避免由于两地对于“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宪制危机,从而为境外势力破坏特别行政区运行大开方便之门。全国人大主动“释法”的必要性:(一)主权者宪制责任使然;(二)两地法系存在差异;(三)相较“修法”更加便捷。

学好香港基本法致力和平统一大业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以极其深厚的感情缅怀敬爱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时候,迎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颁布七周年的日子。经过反复学习,令人深切地体会到:学习、宣传以至于贯彻香港基本法,正是继承小平同志遗志,把"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