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人物壁画中礼仪形式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盛行用壁画来装饰,这为研究墓葬礼仪形式的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丧葬仪式结束后,各种礼仪便以壁画的形式长存于整个墓葬空间之中。从以墓主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布局、以墓主画像为中心的对称式空间结构布局、以高士图和出行图为主的对称式礼仪空间结构布局三个方面,通过静态的壁画来解读礼仪与空间结构演变的关系,进而反映古人的生死观、价值观。

河北平山县中七汲、胡村汉、唐、宋代墓葬发掘简报

1998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配合下,对朔黄铁路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中七汲墓地及胡村取土场发现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汉、唐、宋代墓葬共8座,其中中七汲墓地7座(分别编号为98PZM30—M32、M65、M70—M72),胡村取土场1座(编号98PHM1),分属汉、唐、宋代,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钱币等随葬品。这些墓葬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出土随葬品和墓葬形制、装饰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为河北汉、唐、宋代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陶寺文化早期墓葬M2172的“东方文化因素”分析

陶寺文化中存在多种区系的文化因素,这在该文化墓葬及出土遗物中有明显体现。陶寺遗址墓地中的M2172在墓葬等级上虽是二类甲型,但墓圹却比一类大墓还略大。该墓葬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文化属性除了主体属于陶寺文化以外,还见有石家河文化因素。更为重要的是,M2172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玉钺的形制、彩绘陶器的风格等体现着较多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东方文化因素”,不排除是部分人群迁徙至陶寺并参与其社会管理的可能性。陶寺文化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族群融合等状况,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包容性等特性的重要体现。

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与思考

从不同学科对墓葬的认识入手,分析考古学、艺术史、文物学对墓葬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壁画博物馆展示的历史,说明目前主要展示方式及其背后的学理,并列举以考古学为基础的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示和以文物学为基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的展示,意在强调墓葬壁画的展示应融合多学科视角表现其礼仪内涵及与传世作品的关系。同时以山西陵川附城镇玉泉村金代壁画墓为例,通过对该墓葬壁画空间结构及相关要素的分析,提出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新思路,并指出该方法在博物馆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5G背景下多元引导的墓葬文物三维表现研究

墓葬文物是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然而,因墓葬文物的特殊性、博物馆展示的局限性,其内涵被观众忽视、误解、曲解,从而弱化了其文化信息传承与传播的作用。为了让墓葬文物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的功用,课题组研究了5G技术背景下墓葬文物三维表现的方式与路径。在研究中,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与实践,依据墓葬文物的特点,应用5G技术的高速移动传输特点,三维表现技术的高精度再现、交互、构想与沉浸的优势,以观众兴趣为线索,形成了细节、实物、空间热点多元引导、虚实同步融合的墓葬文物立体化三维表现策略,解决了博物馆墓葬文物解读或阐释媒介与文物实物空间异步、墓葬文物特殊内涵与多意内涵难以清晰准确表达等方面的问题,提升了博物馆墓葬文物信息传递效率与品质,为殡葬数字博物馆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晋国与韩国诸侯墓葬形制比较研究

通过对晋、韩两国的墓地制度、墓葬布局、墓葬形制和棺椁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墓地制度上两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晋国实行的是集中公墓制,而韩国实行的是独立陵园制。墓地布局上晋国晋侯公墓多集中城外东北部,少数分布于城外西南部;韩国王陵分布于城外西南部和北部。墓地形制上晋国晋侯墓葬多为“甲”字形和“中”字形,到晚期墓葬墓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墓上筑有封土;韩国王陵多为“舟”字形,少数为“甲”字形和“中”字形。棺椁制度上晋侯墓葬多为一椁一棺、一椁二棺和二椁一棺,韩王陵棺椁制度上多为双棺双椁。这些异同揭示了晋、韩两国礼制文化上具有传承关系,墓葬制度上尤为明显。韩国墓葬制直接影响了秦汉时期的陵园布局形态以及营建规制,并在此基础上汉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墓葬制度。

一座明代墓葬,揭秘夏医生的“外科装备”

1974年,江苏省江阴县长泾公社(现为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名叫夏颧[quán],死于明永乐十年(1412年)。墓中同时出土十余件医疗器具,有针、刀、镊、罐、壶、刷等,现收藏于江阴市博物馆。从这些医疗器具可以推测,夏颧可能是一位外科医生。

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研究

秦汉时期陕县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今所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陕县老城,拥有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陕县县城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该地区中心城市,因而分布着大量秦汉墓葬。通过对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特征、埋葬方式、葬具、随葬品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分析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及发展情况。发现其文化因素除自身特色以外,亦有汉代以前文化因素,特别是对秦代文化因素的继承,还有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墓葬文化。

墓葬研究与中国文明探源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无疑是最常见的遗迹.我国历年积累下来的考古资料中,也以墓葬资料最为丰富.无论从那一个角度说,考古研究中任何对墓葬材料的忽视都是不应该的.文明起源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康居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康居是两汉时期西域大国,对于研究两汉边疆关系与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近百余年来,俄国及中亚国家积攒了一大批以墓葬为代表的康居相关考古材料,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为增加国内学者对相关材料的了解,本文系统梳理了康居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在肯定前人成就的同时,也分析了其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希望为学界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基础。

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汉代列侯的交往对象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列侯是享有封爵的高等级人员,对外交往是列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汉代列侯对外交往有关的墓葬资料日益丰富,所反映的交往对象既有朝廷、诸侯王国,也有其他侯国、不同的郡县乡里等,而列侯及其侯国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内容与交往方式均较为多样,从相应角度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对开展汉代列侯的综合研究及分析汉代列侯的社会生活等均可提供相应参考。

“羵羊”:异质性知识与墓葬艺术构成元素的再检视

“羵羊”概念考原的五说中羊说、鼠说与土神专指三说皆有理据,反映了差异化知识体系的认识。五行学异质性知识视域下的“羵(坟)羊”乃羊说,系凶兆之羊祸,讽刺君主不明而朝政不治,对理解季桓子与孔子君臣问答本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墓葬艺术构成元素的“羵(坟)羊”系土神专指说,可与鼠说相参,至迟在东汉又因时人误读而与“魍象”组合并催生出水、土二系说。“羵(坟)羊”“魍魉”等食尸之精怪特性刻画的清晰性与形象描摹的模糊性所呈现的两极性展现了墓葬中独特的以无显有的艺术魅力。

夏商西周时期墓葬随葬铜钺相关问题研究

夏商西周时期铜钺多随葬在中高等级墓葬内,葬钺的数量、规格受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影响较大。随葬铜钺现象的形成是继承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时代以来较高等级墓葬内随葬玉石钺的传统发展而来,其整体分布呈现出由王畿区向外围区扩散的趋势,这种态势的出现是受王朝更替、军事战争等影响而形成。

数字媒体交互设计在唐陵墓葬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唐代陵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无数唐朝文化、政治和社会信息,不仅为后人借鉴历史经验和学习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源,而且对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更高效地保护并传承唐陵文化,并由此延伸到全面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方法:文章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结合唐乾陵陪葬墓的实景再现设计,分析信息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媒体交互设计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通过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和唐陵墓葬文化保护的迫切性,文章指出保护和传承唐陵墓葬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强调数字媒体交互设计能为唐陵墓葬文化保护带来新的可能,实现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结果:以唐乾陵陪葬墓实景再现设计实践为例,结合数字媒体交互设计的特点,分别从陵墓实景再现、数字信息整合和文化传播共享三个方面,指出交互对于唐陵墓葬文化保护、传播和体验的现实意义。结论:本研究为唐陵墓葬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切入点,对传播和体验唐陵墓葬文化具有现实意义,也为保护与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日月之光照澈幽冥——墓葬铜镜中柿蒂纹意象辨析

讨论了墓葬铜镜中柿蒂纹的作用及其意象,通过对铜镜中柿蒂纹图样的意象、柿蒂纹铜镜铭文的解读以及墓葬中铜镜作用的分析,指出墓葬中柿蒂纹象征日月,起到光明破暗的作用。

墓葬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文章从保护和展示利用的角度介绍了我国典型墓葬壁画保护案例,对墓葬壁画搬迁保护与原址保护两种不同形式的优劣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墓葬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问题,并基于现实条件下给出了墓葬壁画保护的建议和对策。

周公庙墓葬发掘前的遐思

陕西素有中国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出土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在全国名列前茅。近年来的发现,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眉县窖藏青铜器的出土,2003年西安北郊盛有52斤西汉美酒的铜壶出土,令全国为之惊愕,为之振奋,为之赞叹。2004年岐山县周公庙墓葬群的发现,会是如何的情形?会为我们揭开一个考古研究新天地吗?

都城化的先声?——东魏北齐的墓葬分布与社会变迁

墓葬是墓主生前权力的延续和反映。南北朝自然也不例外。东魏北齐虽然是“邺城-晋阳”二元政治格局,但时人墓葬分布以邺城为主,晋阳为数甚少。绝大多数胡汉权贵葬于邺城,少数与高齐政权具有姻亲关系的勋贵家族则葬于晋阳。邺城墓域以漳河为界,漳北墓域以元魏宗陵和高齐宗陵为主,其中混杂着部分勋贵的墓葬;目前已发现的漳南墓域以固岸墓域为主,各色人等埋葬于斯。墓葬位置与邺城的远近,与埋葬时间的先后并无必然关系。碑志资料呈现的文本墓域,与考古发掘的现实墓域未必重合,甚至冲突。北朝墓葬排列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昭穆原则,异辈之间通常前后排列,也有一字排开或斜向分布的情况。除此之外,仍有部分汉人高门———以河北大族为主———选择归葬乡里,延续魏晋特别是北魏以降还葬乡里的旧传统。大族归葬本籍,并非全然归葬次级郡望,不同房支的墓葬分布具有分散化的倾向。一流高门几乎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整体而言,魏齐墓葬呈现出强烈的都城化倾向,由此拉开隋唐时期高门大族中央化与城市化的历史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