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会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WIOD产业与微观企业统一体系估计

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大但攀升高度不足。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进行测算,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离世界最前沿分工距离越近,越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越大,进口质量越高、进口规模越大、进口下游度越大越能降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不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微笑曲线失灵。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存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够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间品进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来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快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快中间品内向化与国内价值链构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来推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再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

针对我国制造业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明显偏低且下降尤为明显的现象,本文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分析技术、结构、分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的影响。通过逻辑分析和来自WIOD的数据比对,本文发现:(1)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2)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组装环节向我国延伸,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拉动效应,而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偏低原因探析——以上海、江苏和浙江比较为例

2010年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位居中国前列,但是其增加值率排名中国最低。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江苏和浙江为比较对象,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出口方式和R&D投入强度多个维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这一指标本身的局限性,对上海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提出了有效建议。

关于工业增加值率指标的探讨和分析

文章认为 ,地区工业增加值率的高低往往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部门结构 ,二是专业化分工。因而在采用该指标衡量宏观经济效益时 ,可能会与实际情况相悖 ,影响经济效益评价的科学性。因此 ,用工业增加值率作为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适用于专业化分工程度接近的同一行业、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FDI技术溢出效应与长三角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率

以长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FDI技术溢出与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率之间是否存在动态的关系。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长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对长三角各区域影响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比较长三角各区域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的不同程度,试图探索有利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

增加值率是从宏观上度量一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益和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中国的增加值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中国的增加值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差距所致,也是由于产业增加值率的差距所致。200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工业变重,服务业变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变得更差。我们分析了产业结构、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对总体增加值率的影响,认为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增加值率,把我国的增加值率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值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比较——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文章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比较了增加值率(VAR)、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以1995年-2011年34个国家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现有的单指标评价法,无论是VAR,还是TFP,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现有的单指标评价法在实际操作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创新发展上,TFP效果更优;二是在绿色发展上,VAR表现更佳;三是在协调发展上,两者旗鼓相当;四是在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上,两者效果均不太理想。

中国的增加值率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的视角

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同时,新增价值在产出中比例不断下降。本文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增加值率1987～2007年下降的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中国增加值率从1987年的0.480下降到2007年的0.323,下降幅度达到32.63%。从行业结构角度来看,中国增加值率的下降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两次变迁有关,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最终需求角度分析,初次投入结构变动以及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品比例增加是导致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还结合分析结果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相关建议。

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相较于中国经济已取得的成就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显滞后,呈现出低增加值率的非典型特征。对OECD17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显示,影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最显著的正面因素是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负面因素是高技术产业的R&D广度。而中国R&D强度远低于OECD国家,是中国高技术产业低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R&D强度,政府还需通过政策的指导作用,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提高R&D投入的增加值效应。

美日韩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变化特点研究及启示

增加值是反映高新技术产业"高产出"的重要指标,而增加值率作为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率,其大与小意味着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质量的优与劣。通过分析美国、日本、韩国三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变化特点,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作用因素,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下降是客观规律使然,产业结构和产业创新能力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但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可提升增加值率,经济危机则相反。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启示与建议,为我国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益参考。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增加值率的研究进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中国开始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而增加值率作为除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又一综合性指标对评价经济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国内研究进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为四个研究角度: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从而较全面地呈现了增加值率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总结缺点和不足,展望后续研究方向,为推进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21世纪以来,广东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特征不明显,增加值率持续走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兄弟省市,而且还低于传统制造业。为探究其原因,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模型,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变动是收益递减规律、上行因素与下行因素综合角力的结果,并分析影响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持续走低的八大因素,提出关于提高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若干建议。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

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增加值率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基础上,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检验,并对抑制中国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增加值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并不稳定;在引入外资影响和研发水平因素后,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垂直专业化水平并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与优惠条件,垄断并限制高端产品技术与专利权,挤出中国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迟滞,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增加出口效益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文章以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及影响效果,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明显。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与“成本加成率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企业出口效益上升的内在影响因素,也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依据和路径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