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基于墨子平台的水下多智能体协同占位决策算法设计

[目的]开展基于墨子平台的水下战场多智能体协同占位决策算法设计研究,探索水下无人平台作战应用。[方法]提出基于墨子平台的设计思路。针对算法处理确定性规则下的行动决策,提出基于知识图谱的设计方法。采用Neo4J图数据库构建全局知识库,并设计数据交换接口,为智能算法模块提供确定性规则的辅助决策信息输入;针对算法处理非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下的行动决策,在设定场景下论述基于MADDPG的协同占位决策算法设计。提出状态空间、动作空间、奖励函数以及与知识图谱模块的交互设计思路。[结果]基于上述思路,完成了算法框架总体设计。在墨子平台中实现了知识图谱和智能算法的整合,并通过墨子平台提供的可视化手段,进一步验证了确定性规则下的行为约束与处理非确定性态势信息的智能算法进行整合的有效性。[结论]仿真结果表明,本文研究工作可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多智能体协同占位算法设计提供参考。

墨子的“天志“”非命”——兼与儒家“天命”之比较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由“天志”之天,到“天志”之道,再到“非命”之“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墨子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但又有新的阐释,他把“天命”“天赋”与“人事”相联系,找到一条“尽心,知性”的通达天理之路。墨子的“非命”和孟子的“天命”,都强调了人的后天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对他们之前天命观的改造和发挥,对于突破以往天命观的局限和束缚具有深远意义。

《墨子》英语译介与海外接受现状调查

《墨子》是墨子思想的集大成者。自19世纪以来,《墨子》产生了多个英译本,海外介绍《墨子》的网络资源也比较丰富。本文梳理《墨子》英语译介现状,通过《墨子》主要英译本的国际权威期刊书评、普通读者评价与相关网络报道,调查《墨子》的海外接受现状。调查结果为我国对外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改善讲述中国故事的效果提供建议。

《墨子》推度副词“中实”“中情”研究——兼辨“情”的副词用法

上古汉语肯定推度副词研究多关注“诚、实”等单音词,《墨子》独有双音推度副词“中实”“中情”,两词在句法、语义上与推度副词“实”“情”用法相似。考察其用法,对其性质加以辨析,不仅能丰富汉语推度副词系统研究,亦有助于更准确地解读《墨子》相关语句。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徽州墨子酥系列包装设计

设计说明:本产品是徽州墨子酥系列包装设计,以徽州传统特色的群山与建筑为主要表达元素,在包装上不仅塑造出只此青绿的色彩效果,同时,另一包装采用的是传统黑白水墨山水意蕴设计,将产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属性通过艺术化的处理融于包装之中,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力求符合产品受众的审美需求;包装整体优美,设计相得益彰,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与打造文化自信做出创新设计探索。

《墨子》财计思想及其后世影响研究

《墨子》中蕴含着丰富的财计思想,其对后世会计思想有着显著的影响。文章以生财、聚财、用财为研究脉络,对《墨子》中的财计思想进行总结归纳,即为义利并举、交相谋利的生财思想,费而不病、劳而不伤的聚财思想,以及遵奉节用、强调平等的用财思想。《墨子》的财计思想还为后人带来了破除耻利轻商观念、促进民间会计萌芽;协调税收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协同发展以及深化实用节俭思想、指导后世财政工作等三点重要影响。基于此,可从中得出构建市场规则,完善会计制度;奉行勤俭节约,提高配置效率;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三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探索及启示——以墨子思想接引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例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晚清以来,墨学复兴为接引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重要思想文化土壤,“墨学马克思主义等同论”等思想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墨子思想接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他们对墨子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墨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中国共产党“援墨入马”的理论探索经过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比附到比较再到融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促使党的理论工作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力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他们进行的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对于当今解决“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问题,正确认识“根脉”与“魂脉”的关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墨子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及当代启示

工匠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工匠精神可以溯源到先秦时期的墨子工匠精神。深入探究墨子工匠精神的价值精髓,有利于增强对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理解,厚植工匠文化。墨子工匠精神在尚巧达善中承载了严谨价值,在创造创新中承载了实践价值,在尚利贵义中承载了实用价值。墨子的工匠精神契合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需要,为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创新的源泉,为推动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提供了精神动力。

论墨子“天志”思想的二重性及其价值指向

墨家学说是以“天志”为总纲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天志”思想具有“兼爱”与“义”的二重性,是“兼爱”与“义”的辩证统一体。“兼爱”是“义”之先导、源泉和动力:“义”是“兼爱”的内在要求、必然归宿和具体体现。墨家“天志”思想及其二重性,不仅仅饱含人民立场、“兼爱”与“义”利天下的价值指向,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培育了科学的逻辑思维与理性精神。通过对墨子天志思想二重性及其价值指向的概要剖析,有助于获取对墨家高超智慧及其价值的整体把握。

技能型社会视域下墨子职业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

建设技能型社会是当下我国全面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性要求,也是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之义。墨子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理论争鸣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文章分析和梳理了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要旨,主要包括社会分工的价值理念、技术创新的教育内容和工匠法则的文化内质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技能型社会背景下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路径,即以类型特色为基础构建个性化职业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引领培养工匠之才、以技能型社会为目标助力职业教育创新实践。对构建类型特色下人尽其才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全面发展的工匠之才、建设技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全球治理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理念传播的新思路——以《墨子》论辩思想为鉴

我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达成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当前,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该倡议理念的全球知名度。《墨子》论辩思想所体现的墨家学说特点,即系统化的观点论说、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与推论方式、畅通的对话渠道,可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理念成为全球共识及全球治理理念提供一种新思路。

司马迁对墨子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诸子对义利思想的阐发各有侧重,其中墨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义利并重的理念,同时他将其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从《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经济理论能够看出司马迁继承了墨家的为天下之公利,“强本节用”的义利思想,并且司马迁也将义利观念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司马迁还在墨子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认为逐利乃人之本性,他提出了逐利的方法以及基本的原则。

侯外庐墨子思想研究——以《中国思想通史》为主

侯外庐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变化及阶级关系的变动两方面来进行墨子思想研究。墨子思想起源的原因实质上是来自于土地变化所带来的新国民阶级。墨子的社会政治、知识论等思想中表现出墨子对于新国民阶级利益的捍卫以及对氏族贵族的批判斗争。侯外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墨学研究的方法,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发掘了墨学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意义。

墨子“兼爱”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分析

墨子的“兼爱”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儒家主张的差等之爱不同,他主张对天下人给予广泛而平等的爱。同时,墨子“兼爱”思想以治理天下为目的,探寻天下不平的根源,并指出损人利己、残贼相害是天下祸乱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兼爱”思想的内涵进行分析,从“爱”与“利”的角度去思考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意义,使“兼爱”思想在当今社会仍能为人们所用,弘扬其重要价值。

墨子“兼爱”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倡议,为世界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描绘了一幅和平安全、繁荣美丽的美好未来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深刻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兼相爱”“爱无等差”等主张。墨子“兼爱”主张所蕴含的彼此相爱、爱无等差、爱利结合的基本内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呼吁和平、倡导平等、提倡共赢的思想理路十分契合。通过研究墨子的“兼爱”思想,为当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郭沫若、宗白华讨论墨子的通信——民国文献整理举例

郭沫若接触、认识、研究墨子前后不少于50年时间,“从他十三四岁(1905-1906)算起,直至1957年发表《关于墨子思想的一封信》”,由此可知墨子研究在郭沫若一生中的重要地位。《时事新报》1920年1月3日第4张《学灯》第2版的郭沫若致宗白华信“不但是两人最初交往的重要史料,并且是理解郭沫若后来评价墨子的一把钥匙,对正确理解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对墨子的歌颂也有帮助”.

墨子政治哲学的义理研究——以规则功利主义为视角

以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墨子的学说无疑包含着政治哲学的内容,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墨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也是墨子学说的基本原则。从宏观层面来看,墨子学说的结构层次呈现为“十论”“五事”“三利”“一义”。其中,功利原则不仅与墨子“十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可用来化解墨子学说的内在冲突。

试论《孟子·天下言性章》与《墨子·兼爱中》的思想关联

《孟子·天下言性章》历来聚讼甚多,前人解释此章者多引及道家和新出土文献。但通过与《墨子·兼爱中》相比较,可知此章应与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语境前提(杨近墨远)、致思方式(辩故言性)、论证素材(大禹治水)等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孟子·天下言性章》言说对象应主要是墨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家;“辩故言性”反映了孟子和墨家、庄子的人性主张在因果链条上的根本性差异;大禹治水“利”与“善”的两个面相,则展示了孟子、墨家在同一圣王“故事”上的价值分裂。《孟子·天下言性章》所言不止是“性善”,更是反对墨家将动机与原因混为一谈,意在凸显道德行为根源的无动机和反功利的内在特性。以《墨子》为参照坐标,既为我们诠释《孟子·天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又表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孟学比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