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后太和时代的宗室婚媾与士族化

宗室成员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实现士族化乃其立足中原的关键,婚媾在此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择偶标准的设定反映了上层阶级的内部关系和演变格局。汉化改革如火如荼的后太和时代,宗室厉行士族门第婚原则,对姻戚的家世背景提出严格要求。史志所见之帝王贵胄固定与世资一至三品的高门联姻,彰显其在新的阀阅秩序中的身份定位。与前太和时代宗室婚俗相比,北魏朝廷对代人垂青一如既往,但中原士族的上升势头亦很显著,表明宗室已被传统士族社会正式接纳,双方基于种族、文化的隔阂烟消云散。宗室婚姻蕴含的贵族主义流品法则,旨在以统一的阀阅秩序整合代人集团内外的胡汉各股势力,从而推进汉化进程,实现拓跋王朝的长治久安。

新见北魏元泰墓志的士族化书写

洛阳新出北魏元泰墓志形制规整、刻工精湛,堪称魏碑经典,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志主元泰,正史有传,他出身拓跋皇宗,贵为皇孙王子,在士族阀阅序列中居于“膏腴”等级的最上层,享有庶姓臣僚无法企及的超品乡品。关于其仕宦履历,墓志记载较史书更详,可补其缺漏。联系当时的仕进制度,可以准确定位其身份等级。皇族是北魏洛阳时代士族化运动的主力,是引领社会时尚风潮的先锋,自然成为改革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结合北朝门阀社会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揭示墓志士族化书写的时代内涵。

两汉南阳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南阳豪族是汉代豪族区域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它完整地反映了两汉豪族官僚化、士族化的整体趋势。东汉时期是其官僚化、士族化的高峰期,从官僚化看,南阳豪族无论在为官人数和官阶方面,还是在向"累世公卿"的世官转化方面,都走在全国各地豪族的最前列。从士族化看,南阳豪族经学化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家学和家风,精神风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师法”向“门阀”的演进——“偃武修文”与东汉文人的士族化

东汉初年,政府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私学蓬勃发展。拥有众多弟子的经师们不仅声名远播,而且具备举荐人才、推荐弟子入仕为官的权力。经师及其推荐入仕的弟子们,父子相传,师徒相依,代代为官,逐渐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人脉,于是"士族化"进程迅速开启,形成了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门阀制度"的雏形。在这一进程中,西汉以来的"师法"体制走向没落而"门阀"制度最终得以形成。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北魏统治时期关东豪族士族化的过程及特点

魏晋以来,关东地区的豪族大姓凭借其优越的家世背景和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曾一度走上了士族化的发展道路。但"永嘉之乱"后的五胡内迁与长期战乱,极大地改变了关东豪族原有的历史发展轨迹。在异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关东豪族的士族化过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迥异于魏晋时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北朝社会政治的走向。

论史籍中非汉民族的士族化

非汉民族在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汉族融合,通过改名换姓、文武科考、婚姻等一系列的形式逐步走向士族化,经过萌芽期——非汉民族早期部落与姓氏;发展期——魏晋南北朝,非汉民族士族化,逐步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深化期——唐代的非汉民族士族化深入与姓氏混同,民族身份隐藏得越来越深,与汉族同姓氏大族混然一体。非汉民族士族化的过程,在传世文献中有一些相关记载,而出土文献中数量巨大的汉唐碑志更能通过系联而清理出很多重要信息。本文撷取史籍中非汉民族士族化的脉络,从反映非汉民族士族化的典型非汉民族家族碑志入手,史志互证阐述非汉民族士族化的整体面貌。

元举墓志与北魏迁洛宗室的士族化

1926年农历七月上旬。人们在河南洛阳城北安驾沟村西北掘获《元举墓志》。该墓志行文典雅规范,内容翔实具体,涉及墓主的家世背景、仕宦等级、婚姻关系和文化面貌等问题,不仅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而且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北魏迁洛宗室的士族化进程。实现士族化是拓跋宗室自身进化的大势所趋,也是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必然举措。《元举墓志》高调渲染婚、宦、学,表明内徙胡人勋贵士族观念业已成熟,成果渐趋稳固。这是中古北方民族融合、社会进步的生动展现。对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解读不能局限在章句的训诂、职官事迹的考证,而应置身具体的历史环境,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揭示历史信息本质的联系。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从“龙门四品”郄视北魏楷书“南朝化”进程

“龙门四品”长期以来以经典书法作品的面貌为人熟知,然经研究发现,其作品既包含统治阶级与邑主群体“南朝化”观念的外在物化表现,亦揭橥邑主群体的“士族化”趋势。北魏孝文帝对统治阶层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视以及对南朝典制的渴慕,宗室子弟延师聘教,选聘府僚等因素构成“南书北渐”的重要途径。世不替业的百工伎巧随着“南书北渐”加速了北魏“南朝化”的进程和社会基础构建,“龙门四品”的诞生象征北魏碑刻楷书“南朝化”达到高潮。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汉代豪族研究概述

豪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其或者拉拢或者打击。汉代是豪族形成、发展及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汉代豪族的研究可以说已到了无孔不入、细致入微的地步,从其构成到其政治、经济、土地制度等各方面都有学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本文拟对目前国内有关豪族社会构成、经学化、士族化、"忠孝"观等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概述。

北魏宗室阶层授爵略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统治集团的轴心和骨干,宗室爵制更关乎北魏的统治结构和国运隆衰,诸帝皆重其事,不断调整。就爵制演变而言,其广泛授爵始于道武帝登国元年,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皆可凭借复国战争的军功获得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爵;皇始、天兴年间爵制调整,宗室爵位普遍晋升并超越异姓勋贵跻身于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天赐爵制则奠定了宗室事功酬赏和宗法分封两类获爵途径以及皇子与非皇子序列的爵级差别。至孝文帝时依据汉人丧礼五服制对宗室授爵制度进行改造,爵位数量和等级在宗室各房支间的均衡配比被彻底打破,皇帝的有服宗亲成为授爵的绝对主体,出服疏宗则渐趋边缘化。就授爵时段、数量、类型而言,道武、太武、孝文朝和孝明、孝庄朝,大批宗室因事功授爵;明元、文成、献文和宣武朝,因承平日久宗室怠惰因循,授爵多因宗法承继、推恩、裙带关系而来,事功授爵者数量渐稀。可以说,平城时代与洛阳时代宗室授爵类型的占比转变,已成为考量北魏政权生命力的重要标尺。

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

从释褐等级看北魏辽东政治圈的整体地位

为进一步探讨北魏辽东政治圈及其群体构造和内部关系,把握北朝贵族社会之体制特性,借助仕进程序中浓缩家世信息的释褐环节,对该集团所属四大代表家族弘农杨氏、乐浪王氏、昌黎韩氏、辽东高氏进行集成式的量化统计,也能导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即门第二品之一般高门。这是因为释褐作为仕途出身,固定与阀阅世资按特定比例紧密搭配,从而形成彝伦攸叙、各安其分的流品秩序。释褐等级是家世门第的象征,自然可以衡量家族乃至集团的整体地位。释褐同时又是政治文化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乃内徙族裔华夏化、士族化,标榜全新身份的标志。

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元魏末年政治冲突中的文化整合

一北魏四姓与'勋臣八姓'——身份界定背后的利益角逐唐朝张鷟在其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卷一中记载一事:'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驰,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驰李’焉。'《资治通鉴·齐纪六》齐明帝建武三年(公元496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条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性,衣冠所推.

两晋南朝的秀才、孝廉察举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只是由中正品评本地人士,并以其品状作为吏部授官的重要依据,以保证士族有作官的资格和特权.而对于士人由何种道路进入仕途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也不属其管辖范围.因此,要对魏晋南北朝的选举制度作全面了解,就必须研究入仕道路.

制度變遷的文本印迹:開元、天寶墓誌文中的“孝”之書寫

進士科的崇重與府兵制的破壞,是玄宗時期重要的制度變遷。在此歷史進程之下,士人與鄉里的制度性關聯相脱離。影響所及,墓誌文中"鄉閭"類語詞衰减。士人孝行的展演在延續孝感傳統的同時,亦認可"孝自天成"的命定觀念。但帝王在權力抬升中對於社會教化責任的承擔以及知識風習的轉變,尤其是禪宗的流行,使得墓誌中孝之書寫更注重後天教化與禮儀規制的影響。制度的變化,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分擔上所産生的影響,是對士族女性的德性與治家功績的關注。當"忠""孝"成爲公私領域最爲根本的倫理規則時,對其策略化的使用,也自然而然地展現於墓誌的文本書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