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支付情境下诈骗罪处分意识问题研究

在新型支付方式情境下,诈骗罪犯罪构成处分意识必要说在适用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处分意识不必要说应该更合适。在认定诈骗罪时,对于诈骗罪本质的认识要走出自损型犯罪的误区,将诈骗罪定性为交往沟通型犯罪。在对诈骗罪进行认定时,不需要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而是把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害人实施处分行为与财产损失直接关联,这样可以更为明了地勾勒归责路线,可以更加清晰地定位被归责的主体。

财产性利益诈骗中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以债的诈骗为中心

正是财产处分所体现出的基于意思的给予这一要素,才将诈骗罪归属于交付罪。财产性利益中一部分是物权性质利益,另一部分是债权性质利益。在诈骗债权性质利益的场合,处分行为表现为将财产性利益输送给对方的行为,即放弃某种权利或者承担某种义务。只要受骗人的行为自愿造成了被害人财产的减损,就具有了处分行为。处分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输送利益行为,在涉及债权诈骗的场合,处分意识是对利益输送的认识。即使客观上存在处分事实,但主观上没有处分意识时,也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内容刻度,正存在于毫无认识与全面认识之间。只要受骗人认识到可能或事实上给予对方利益就可以认定为有处分意识。因为行为人的欺骗,受骗人放弃债权的当场实现可能性的,就遭受了法益侵害,故存在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

诈骗罪中被害人处分意识必要说的教义学展开

客观层面被害人转移狭义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占有的行为得以成立诈骗罪中处分行为均需要依靠主观层面处分意识的判断。处分意识的内容应区分为处分意识的范围和程度予以探讨。对狭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处分意识的范围具有一致性,均包含对财产占有或支配的认知、对转移占有的认知和对财产受领人的认知。对财产的认知应区分狭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进行讨论,前者应强调认识到财产存在且特定,后者应强调认识到确定的财产数额,对财产受领人的认识不要求认识到财产受领人的身份特征。

探析财产性利益中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必要性

网络技术发展使得盗骗交织案件越来越多,增加了诈骗罪与其他财产型犯罪的区分难度,诈骗罪是否需要处分意识再次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针对现行网络诈骗犯罪频发的态势,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处分行为不宜认定得过于机械,由于财产性利益存在状态决定了其难以察觉的特征,其转移当然也具有隐秘性,处分者对其的控制难以避免地减弱,其实际的转移也不易被受骗者感知,在行为人对财产性利益的转移存在意识困难时,应当对处分意识做出灵活宽泛处理,大胆认定处分财产性利益时无需处分意识。

新型支付手段下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再定义

处分意识概念的内容是指被害人对处分行为能够产生的财产减损效果的认识。因此,学界中有关处分意识是否必要的争论实际上均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立场。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和诈骗罪的构造要求真正、彻底的处分意识不要说,这种处分意识不要说要求坚持处分行为判断中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新型支付方式发展的背景下,要以客观标准来判断财产损失的实质及其与财产危险的关系。处分意识不要说下的错误认识包括处分表达的错误和处分动机的错误;其中处分动机的错误又包括处分对象和处分目的的错误。在判断被害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时,要结合一般观念、被害人处境等因素进行规范性判断。

论骗盗交织案件中的处分意识——以新型网络机票诈骗案为视点

盗窃罪与诈骗罪是两种常发且难以区分的侵犯财产犯罪,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被诈欺人是否基于错误产生处分意识进而处分财产。诈骗罪中处分意识虽有"不要说"与"必要说"之分野,但采"必要说"并对之进行缓和解释更为合适。行为人诈欺并利用被害人无处分意识处分的情形,应认定为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处分意识缓和解释后,在被害人虽受骗处分财产但可受非难的场合下,将行为人认定为诈骗罪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

指责处分意识不要说无法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并不妥当。处分意识的必要性在于占有意思的必要性。处分意识是指处分人意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物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给对方占有或享有。首先,处分人需意识到自己占有财物或享有财产性利益。这种占有意思必须是具体的占有意思。其次,处分人在认识自己"转移占有"时,只需意识到财物的占有状态的改变。就有体物而言,不需要对财物的价值、数量及种类有认识;这些内容属于"错误认识"的认识内容,但不是"处分意识"的认识内容。就财产性利益而言,通过意思表示放弃债权的当场实现可能性,就表明有处分意识。"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如果顾客对收款账户(二维码账户)不负有审查义务,则商家是被害人,行为人构成盗窃罪,盗窃对象不是商家的财物,而是商家的财产性利益,也即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问题研究

处分行为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环节,而处分意识的有无以及内容决定了处分行为的边界。处分意识实质相当于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是盗窃罪与诈骗罪不法程度高低的基础。因为两罪不法类型与程度的不同,并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在我国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处分意识的内容应当根据被害人同意原理构建的双层次处分意识说的理论模型予以确定。第一层次是对特定财产的认识,强调对财产静态的认识;第二层次是特定财产移转或增减的认识,强调对财产动态的认识。财产性利益的增减必须具有能够等视为财物转移的具体性与确实性。同时,应当适度扩充利益盗窃的范畴,以弥补在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时可能造成的处罚漏洞。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构造

意识能力是处分意识的前提,无意识能力的自然人不能认识财物移转的性质与后果,无法作出处分意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是将自己支配之下的财物移转于他人,受骗者只有对有权处分的财物才能作出处分意识。欺骗行为与处分意识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仅仅单纯接受他人错误交付的财物不成立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的交付意识不同,处分意识具有自愿主动性,但自愿性并非完全排斥胁迫因素的存在。

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支付方式与诈骗罪处分意识

人工智能时代新型支付方式的涌现,给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处分意识要素带来巨大冲击,具体表现为“一个理论前提,两种案件类型”。在“一个理论前提”下需要探讨处分意识是否必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基本立场应该坚持。处分意识决定了诈骗罪的不法程度与行为类型,处分意识不要说试图以直接性要件、错误认识要素取代处分意识不可行。在“两种案件类型”中探讨新型支付方式下两种诈骗案件类型中的处分意识:当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诈骗对象时,有必要引入预设同意理论,用以说明行为人与机器背后的规则设置者之间的沟通,预设同意理论不仅能够界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处分意识及行为,并且可以说明其如何产生错误认识;当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诈骗工具时,对处分意识内容的理解应站在缓和说的立场,即被害人在处分财产时无需认识到财产的种类、数量、价格等要素,而只需认识到自身财产被转移的状态。

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

诈骗罪的财产处分除了客观的财产移转之外,还必须具备处分意识。处分意识不必对财产处分结果有明确具体的认识,只需具有对外形移转事实的认识即已足。处分意识是占有移转的意识而非限于所有权移转的意识,也非毁坏财物等的意识,亦非占有弛缓的意识。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不要与欺骗行为--从冒用“花呗”“借呗”型案件切入

处分意识本身的概念与内容尚不明确。处分意识必要说以主观标准认定诈骗罪的成立存在不足,反观不要说,在判断财产处分时并不考虑被害人的主观因素,重视了规范判断。处分行为指纯粹事实上的处分,是因果流程的一环,证成处分意识不要说需要结合诈骗罪的不法本质。同时,在罪名区分上,不宜将处分行为视作唯一的区分要件,这扩大了其本身的归责功能,应当将视角前移,注重检视欺骗行为。欺骗行为的内容限于交易上的重要信息;对事物状态的操纵不是欺骗的内容,仅是欺骗行为的预备。在冒用“花呗”“借呗”等案件中,对信用卡(资料)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应当遵从立法目的,采取功能主义的视角:而非假借形式解释之名,行金融法领域相关规则得以在刑法领域直接转介适用之实。

诈骗罪中被骗人处分意识问题研究

诈骗罪认定过程中是否应当区分被骗人有无处分意识,如何考量被骗人的处分意识对犯罪行为人行为性质的影响,在理论上对上述问题有处分意识必要说和处分意识不要说两种观点。本文主要以被骗人处分意识的类型,结合通说理论和实践,分析被骗人处分意识对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的意义,希望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网络支付时代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的争议问题

网络支付的迅猛发展重塑了传统交易模式,在涉及新型支付方式的部分财产犯罪中,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的理解和判断会直接影响到案件性质的认定。在新型支付方式下,处分意识要素仍然是诈骗罪处分行为的必备要素,不应提倡处分意识不要说。在认定处分意识要素时,被骗人处分财物的对象不会影响处分意识的认定。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层次,网络交易平台、自动交易设备等智能主体无法产生主观处分意识,不能成为诈骗罪的行为对象。但是,行为人可以借助程序漏洞,通过非法操控智能主体的手段欺骗背后的权利人。通过对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重新诠释,针对新型支付方式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可以被纳入传统诈骗罪的规制范围。

论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实质与形式——以五类典型“同案不同判”案例为切入

对诈骗罪“处分意识”是否必要及构造的不同理解导致实务中定罪差异频多,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是对以行为性质为基础的罪名体系的维护,是对立法目的的贯彻,是诈骗罪基本逻辑结构的内存蕴意。当处分对象为财物时,受骗者“处分意识”的内容应为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转移之财物的存在与事实控制力的转出;处分对象为财产性利益时,受骗者应认识到行为人试图获利的财产性利益的存在与当场实现可能性的降低。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形式构造也不能忽略,即处分人有意识能力;出于意志自主性;与认识错误有心理因果性;处分人有处分权限与正确认知可能性。

论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内容

诈骗罪的财产处分除了客观的财产移转之外,还须具备处分意识,即对所转移的财产有所认识。处分意识对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认识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处分人对财物认识程度的问题上,处分人是否有必要对财物本身的种类、价格、价值、数量、重量等事实具有全面认识,需要具体分析;在处分人对财产性利益认识程度的问题上,处分人至少应对财产性利益转移的外形有间接认识。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的辩证分析

传统理论对于处分意识的存否问题主张处分意识必要说,但随着不知情交付型欺诈案件的出现,使得通说观点备受质疑,处分意识不要说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文章认为并非所有无处分意识的交付行为都可称之为诈骗罪的处分行为,仍需要对诈骗罪的处分意识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即为了契合诈骗罪中存在被害人自我答责的特征,要求被害人对自己的处分行为具有意识可能性。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之去留

诈骗罪中处分意识作为诈骗罪的构成在认定诈骗罪时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应当明确处分意识的内涵。处分行为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参考因素,处分行为中是否必须要求财产处分人意识到在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这是非常有争议的。处分意识的理论争议有必要说、不要说、折中说。三种学说中不要说更加合理。必要说内涵不明确,无法处理无处分意识的诈骗类型这些缺点。不要说具有在既不推翻旧传统诈骗理论的同时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优点,因此提倡不要说势在必行。清晰认识错误的内涵是处分意识不要说的基础,客观的处分行为是其具体内容。在新型诈骗手段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处分意识不要说使认定诈骗犯罪更加便利,使结论更加合理,使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更加准确。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处分意识不要说之提倡

处分行为可谓我国当前诈骗罪的核心要件,国内传统理论过分倚重处分意识要素,且试图无差别融合德国与日本的处分行为理论,有错位与杂之嫌。诈骗罪的不法类型并非自我损害犯罪,而是利用被骗人实现财产损害的他人损害犯罪。处分行为所谓的自我损害标识功能与区分功能均建立在人为预设的排他信条之上,其唯一规范功能在于构建财产损害与欺骗行为之间的归责关联,从而将财产损害归责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在我国语境下应表述为任何直接导致财产转移的作为、容忍和不作为,只有直接性要件才是处分行为的本质要件,自愿性要件与处分意识均是为了维持排他信条而人为增加的要素,并不可取。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以处分意识为核心

盗窃罪和诈骗罪作为财产犯罪的两个主要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有争议。区分两罪对于推动司法实践的进步、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两罪的重点在于受害人有没有主观的处分意识。笔者认为对诈骗罪的构成应当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处分意识包括:对财产有具体的、个别的占有意思;认识到处分财产的现实存在;认识到有财产接受者。其中不同案件认识到处分财产的现实存在程度不同,有的仅仅意识到财产外观即可,有的需要认识到数量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