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夏志清、夏济安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立了影响深远的范式。夏志清取法美国“新批评”学派,形成了以文本为中心的道德批评模式;夏济安则有意突破文学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引入政治、思想史、精神分析等视角以呈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种种复杂面向。兼备中西文学素养、身处中西学术的交错空间,夏氏兄弟以西方文学为镜,映照出中国文学内蕴的特质。他们的学术研究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建树了与过往文学研究迥然有别的新范式,启发了李欧梵、耿德华、金介甫等后继海外学者的作家作品研究,呈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面性以及中国现代学术的生长力。

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伴随着对海外汉学的发现和引介,1980年代也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正是这种“世界的”眼光,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于新时期进入学术创造力的爆发期,但他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

“道德视景”与“感时忧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再审视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受“新批评”派及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之影响,早已是学界老生常谈的事实。但为什么是“新批评”和“大传统”,亦即新批评和大传统如何影响着夏氏的选择和批评判断,以及这种“影响”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却缺少追问。从道德的形式到形式的道德,夏氏孜孜矻矻于小说史对“道德视景”的呈现,在其持久的道德热情背后,映射出的是一个华人知识分子有关家国和文化传统的道德焦虑及其孤悬海外的道德身影。当我们对这部问世已60年的著作重审细读可以发现,夏氏认同、珍视中国现代小说“感时忧国”的大传统,正是其当年孤悬海外、反观故国时,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而“感忧”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抉择,以小说史的写作来完成对自身生命“不完整”的补偿和深切拥抱。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批评谱系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理念取决于他的文化价值观,而这两者都深受英国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等人的影响。他向往利维斯为英国小说构建“伟大传统”的精神,“道德视景”、心理深度、讽刺性等是他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夏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细读批评方法于美国新批评派多有承袭,在评价与辨析作品上最见功力。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其“离散”处境使他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时洞见与盲视并存;他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建构,表现了一个诚实的批评家的学术品格。

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从1961年问世伊始，直至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聚讼不断。该书问世的同一年，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就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文章参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批评夏志清在书中表现出的主观化和非科学化的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初，当这部书的中文繁体字版通过零星的渠道流传到大陆学界之后．也曾引发过一次颇具规模的批评声浪。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小说评论

夏志清（1921—）,江苏吴县人。上海私立沪江大学1942年毕业。1947年赴美入耶鲁大学英文系,1951年毕业后,获该校博士学位。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言语和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耶鲁大学1961年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英文版）、《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版）、《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年6月版）。

对美国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刍议——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视为汉学共同体

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家视为一汉学共同体加以讨论,以呈现美国汉学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西学形象,无疑已成为中国大陆学界共识;然就其总体境况而言,则无论是对汉学家的个案研究,对共同体的理路探索,以及中西研究成果的学术得失比对,当颇有提升空间。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为标志的美国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这落实在操作层面,宜划为三块:总体理路、"三家"的研究模态演化、各自限度。对美国汉学三家作整体观,切忌视之为"铁板一块",相反,它本身是处在松散的演化过程中。这就启示后学不妨分三步走:分而论之、合而论之、平而论之。只有将美国汉学三家视为一个共同体加以观照,厘清其始终坚持的基本理路与模态演化的推陈出新,才能叠加、透视出美国汉学所绘制的那幅中国学科肖像中最写实、最有价值的部分。

“感时忧国”论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从夏志清到王德威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之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海外华裔学术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感时忧国"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意涵,同时以西方"新批评"理论为审美标准,使其文学史叙述具有开创范式意义。李欧梵在"感时忧国"大传统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主义、浪漫主义展开研究。王德威则以非历史主义的"假想叙事",视晚清小说自发而杂芜的"求新求变"之"众声喧哗",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真正起点,从而颠覆"五四"新文学相应的历史地位。秉持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核心意涵,便构建出完全不同历史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

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张爱玲研究的死胡同——论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捧杀”

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论,自有他的机遇和贡献;然而,他对张爱玲的过分溢美甚至吹捧,特别是他对《秧歌》、《赤地之恋》等"反共反华"坏作品的廉价吹捧,已经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夏先生对张爱玲所做的,正是"捧杀"——这大概是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道德意味”·“宗教意识”与现代文学史建构——夏志清文学史叙述形态论

"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是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视角,他的文学史叙述更多表现出对伦理道德,以及宗教对人束缚的反拨,他最看重反映人性善恶冲突和"原罪"意识,以及由此展开善恶冲突的作品;以"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来叙述文学史有其独特价值与意义,它对1990年代以来大陆以道德、宗教视角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有重要启示与开启作用。

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资源

考察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离不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们的文学史观念、文学史结构方式,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已成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资源的重要构成。但对于这种情况,学界长期以来关注比较多的还是80年代以后内地的状况和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而忽视了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的影响。从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征用资源的角度,重新梳理夏志清与司马长风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应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构成。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启了迥异的学术思路和研究范式:普实克同 情中国革命,以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品格,褒赞鲁迅的历史功绩;而夏志清 受新批评派的影响,重视对作品自身价值的鉴别与评价,加上冷战背景和历史偏见,他的鲁迅研究实 践了去历史化和矮化鲁迅的诉求。两人的这种学术分歧经过1961-1963年的“普夏之争”得到了更 为鲜明的呈现。本文结合普夏结缘鲁迅的历史背景,追踪他们学术实践的理论资源,辨析“普夏之争” 中各自的鲁迅观和鲁迅研究的特点或局限,最后反思普夏两人的文学史写作与政治偏见、作者意图、 历史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审美,或超“历史”的脱身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视野

本文主要探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体现的批评视野,并考察了本书的中英文版本源流和回顾了它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讨论。该书到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留有余地引起各方不断地讨论和辩难,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夏志清提供的一套批评视野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作者找到了一个比较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体系,让现代中国文学史从那革命史的强大论述框架中脱身,从而引导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朝向以下的三大批评视野维度延伸。

“夏氏范式”与新文学史编著——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从文学史撰著方法层面看,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在于:其比较方法带给文学史写作的通观视野,与文本细读伴随而生的文学史编著的个性化策略,以及"一炉而冶"的文学史史传模式。

“优美作品之发现”的可能性——略论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研究

2013年12月30日,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各大媒体都报道一个消息,文学史家夏志清此前一天（北美时间12月2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在迅猛兴起的微信群里,悼念夏志清逝世的文章被高频度地转发,这一天夏志清先生成为重头话题,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大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何以夏志清在大陆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a？他受到的重视是不能忽视的,毫无疑问.

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

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在国际和中国国内都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著者以不同于中国大陆学人的眼光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对国内学者颇多启示。但是,著者的政治偏见局限了他的学术探讨,特别在对鲁迅的评价上,政治评判代替了审美评判,从而陷入了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之中,导致了对鲁迅作品的误读。

下不为例:也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读得较早。二十年前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书,修习都在新亚书院诚明馆,那间饶宗颐先生几乎不去的敦煌研究室,里面堆了好几包这书的中译本,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所出,我的导师用作教材。前一阵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新的大陆版,约我谈一谈这本书,我比照了香港版和大陆版,还借来了此书英文版的第二版,扉页上题为许倬云先生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