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凉州六谷吐蕃的外交政策--以联宋抗夏为例

五代宋初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分布有吐蕃、回鹘与党项羌等众多少数民族。其中,凉州六谷吐蕃联盟是河西吐蕃历经唐末、五代宋初发展以来的第一次统一政权,它的建立也成为河西吐蕃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转折点。在凉州六谷吐蕃联盟建立初期,政权统治者折逋游龙钵确立了联宋抗夏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同样被该政权的后续统治者潘罗支、厮铎都所继承。探究宋初凉州六谷吐蕃联盟联宋抗夏外交政策的表现及影响,对厘清凉州六谷吐蕃政权发展变迁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宋、甘州回鹘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对夏的军事博弈具有重要意义。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外交战略及其实施前景——以俄罗斯新外交政策构想的创新提法为视角

2023年3月31日,俄罗斯发布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以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确立本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指导其外交实践。该构想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俄罗斯定义为“文明型国家”;在措词上用“近邻外交”取代“独联体外交”;将欧亚大陆作为独立的外交区域方向,俄媒体称之为“俄罗斯联邦21世纪旗舰项目”。从上述三个创新提法可知,俄罗斯外交战略的目标在于联手“全球南方”挑战美国霸权,从而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恢复其梦寐以求的大国地位。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发布以来,俄罗斯外交实践紧扣上述战略目标,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在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延宕和国际战略格局加速演变的形势下,该构想目标的实现既不乏机遇,也面临挑战。

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的思考

中国一向主张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尤其重视发展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共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观的传承,是化解周边不稳定因素的良方,其核心内容是“睦邻、安邻、富邻”。

论印度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政策

独立后的印度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非殖民化作为外交准则,并意识到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价值,发展贸易并试图强化其在印度洋的大国地位,这一理念在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得以体现。1956年10月31日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时期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阿斯旺水坝事件,纳赛尔决定将运河收归国有,以便解决水坝建设的资金问题,这引起了英法的不满,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了危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支持埃及的国有化政策,和平解决,反对侵略。印度的斡旋贯穿整场危机,始终身处危机前沿并发挥调解作用。印度应对危机的态度及外交活动,既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维护和平的诉求。印度的做法不仅推动了危机化解,还对自身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It is an American tradition to nam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any new foreign policy as a president’s doctrine during his incumbency.Realizing that it was facing epochal global changes and needed adjustments in its foreign policy to face evolving new challenges,the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embarked on a comprehensive and significant adjustment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strategic concepts.

“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

“小集团思维 (Groupthink)”是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 ,也是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它指一个“内聚的小组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 ,以及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范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 ,”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本文介绍这一模式提出的过程 ,基本假设 ,适用的普遍性 ,诊断指标 。

印度邻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及其出路

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南亚地区,积极通过政治交流、互联互通建设、经济合作等措施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然而,印度与邻国关系周期性紧张,边界冲突更为频繁和激烈,印度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受挫,且难以阻止邻国与中国扩大合作。莫迪政府邻国外交政策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印度的绝对安全理念难以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软实力手段难以支撑印度的地区霸权地位、经济实力难以构建印度主导的地区经济秩序以及邻国外交决策难以摆脱国内政治的干扰和制约。印度走出邻国外交困境,需要调整冲突性政策,更需要改变观念,尊重邻国,重视地区经济一体化并积极构建区域共同体意识。

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以外交布局为视角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在根据面临的新形势、确立的新目标,通过“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目标上,基于形势因素的“变”与“不变”,既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又要保持“自身特有属性”;既要立足“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又要兼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策略上,基于主体因素的“亲疏远近”,既要追求“自身利益”,又要考虑“他国关切”;既要推进战略“走出去”,又要弥合“他者对中国认知偏差”。制度上,基于规范因素的“内外要求”,既要适应“制度建设的国内需要”,又要对接“国际制度体系的变迁”;既要参与对“现有国际制度体系”改革,又要在建立“新兴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略论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1949年6月30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宣布新中国将会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它对新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对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其成因并对其作出科学评价,从而吸取经验教训,这对我们今后外交政策的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主义精神的改造,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盾区,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从“先驱后进”到“奥运模式”--中国体育外交政策的历史回顾

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外交政策从"先驱后进"到"奥运模式"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先驱后进"方针的确立和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及参加第7届亚运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阐述了奥运模式产生的前因后果。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国体育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心迹,讨论了中国体育外交选择的历史基础。

新形势下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逐渐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变。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发生的多次争议事件导致局势不稳加剧,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及中朝双边关系面临微妙形势。分析当前中国对朝外交新形势,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调整对朝政策:承担必要责任,摆脱被动牵制;撬动对朝"杠杆",发挥主动影响;遵循务实原则,谋求国家利益;理解对方关切,保持传统友谊,从而实现中朝关系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2013年11月底以来,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此次危机虽然为当前默克尔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开启了有利的"时机之窗",但它也是这一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试金石"。文章首先分三个阶段梳理了德国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指出德国在此次危机中积极斡旋,甚至扮演了某种领导角色。其后,分析了德国外交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得以积极有为的国际双边关系层面、欧盟层面以及德国国内层面的影响因素,最后指出了德国外交政策调整依然面临的诸多挑战。

民族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大多兴起于社会转型与断裂时期,以其模糊性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其黏合性彰显了巨大的工具价值。现代化推动了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其主要采取宣扬民族文化优越性、寻求历史荣光与付诸现实政策等建构方式。其间,经过诸多危机事件的碰撞,韩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了从民族情感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在现实政策中不断得以强化,并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介入、社会氛围的营造、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韩国外交政策。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赋予美国外交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例外论隐含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伪善也刺激了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在导致其外交屡屡失败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分析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演变过程 ,表现出了由消极到较为积极再到消极的环境外交发展态势。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发展同其冷战后总体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 ,是其总体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受到国内外 ,尤其是国内诸多因素的限制 ,这些限制是美国环境外交跌宕起伏的原因。总体来看 ,冷战后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完全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全球环境领导责任” ,我们有必要分析、认识这一演变过程及其政策实质。

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新论

孤立主义是美国二战前长期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政治(外交)、军事上避免对外部事务的介入应是孤立主义外交的基本内容。据此,美国孤立主义外交应始于19世纪20年代,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孤立主义外交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