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场域内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风险形成与治理机制——基于美团外卖骑手的案例研究

在中等收入人群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滑落”现象,以往对于中等收入人群的研究多从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本等角度展开。通过美团案例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根源为生态成员权责范围的模糊,“稳中”还需依赖平台治理。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美团,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和算法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规避雇佣责任,但这种劳资关系并非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自我赋能、维护自身主体性、多栖战略等途径抵御“滑落”,同时,制度缺口填补、平台与政府协同治理、平台企业垄断规制和多元主体赋权的方式也可以阻断外卖骑手的“滑落”通道。外卖骑手“滑落”是研究橄榄型社会结构构建的经典案例,对我国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发展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

“赶工游戏”对外卖骑手不安全驾驶的影响: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的视角

为有效防范外卖骑手不安全驾驶行为,减少由外卖骑手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基于外卖平台“赶工游戏”的工作机制,结合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从安全态度和示范性规范角度,构建时间压力和竞争氛围感知对外卖骑手不安全驾驶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向全国各地的外卖骑手发放问卷并收集有效样本360份,通过SPSS 27.0和AMOS 24.0数据分析软件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并利用Process 4.0进行层次回归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结果表明:时间压力和竞争氛围感知可以显著正向影响不安全驾驶行为;安全态度可以显著负向影响外卖骑手不安全驾驶行为;安全态度可以介导时间压力与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关系,也能介导竞争氛围感知与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关系;示范性规范可以正向调节安全态度与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关系。

被遮蔽的从属性:“互联网+劳动关系”的关键内核及其协调策略--以外卖骑手作为观察对象

围绕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能否形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存在着否定性意见、肯定性意见、观望性意见三种差异化观点。从实然状态来看,在表象上,互联网平台与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之间均不存在或难以存在从属性。从应然状态来看,一方面,外卖骑手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的流通环节提供送餐行为,更在与之平行的虚拟世界或数字世界的生产环节中生产具有价值的数据,另一方面,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冲突,背后的“从属性”实像被互联网及技术所遮蔽和掩盖,由此亟待揭开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隐蔽从属性”并适用劳动法调整。但即使立法层面采纳“隐蔽从属性”的观点和理由,确认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依旧需要对劳动法进行一个相当程度甚至颠覆性的改造和重塑。同时,辅之严禁“最严算法”、适用“算法取中”、实现“算法透明”、发挥“算法伦理”,以充分塑造“新”的劳动秩序。

平台梯度计酬制度与外卖骑手的过度劳动行为——基于剥削感知中介效应的检验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形态从业群体,但外卖平台通过计酬体系和奖惩制度影响外卖骑手决策,甚至引发过度劳动问题。文章基于南京市1186名外卖骑手的相关数据,研究平台梯度计酬制度对骑手过度劳动行为的影响,并探讨骑手剥削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发现:梯度奖励幅度一方面直接正向影响骑手的过度劳动程度,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剥削感知这一中介变量而间接影响过度劳动程度,即梯度奖励幅度越高,骑手剥削感知越弱,骑手的过度劳动状况越明显。因此,应建立外卖行业劳动定额并加强平台劳动监管,以保障骑手劳动权益、规范平台经济环境与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发展。

考虑均值及方差异质性的外卖骑手闯红灯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外卖骑手闯红灯事件频发、事故风险隐患较高的问题,调查了西安市多个信号交叉口处外卖骑手的闯红灯行为。将闯红灯行为作为因变量,将骑手个人特征、穿越行为特征、交通及环境特征等作为自变量,构建了考虑均值及方差异质性的随机参数Logit模型。采用Halton序列抽样进行参数估计,并结合参数估计结果和平均边际效应值量化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饿了么”和“UU跑腿”的骑手闯红灯概率较低,到达时段为红灯第2段或第3段、停车线之后等待通行、冲突方向机动车流量较大等变量也会显著降低闯红灯概率,而同向违章人数增加、午高峰、晚高峰等变量会显著增加闯红灯概率。其中,使闯红灯概率提升最大的变量为晚高峰,其平均边际效应为0.278;使闯红灯概率降低最大的变量为停车线后等待,其平均边际效应为-0.222。此外,停车线后等待和晚高峰为随机参数变量,参数均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379,1.359和2.502,5.360,且都具有显著的均值及方差异质性。对于停车线后等待这个变量,红灯第2段会同时提高其参数均值和方差,即增加闯红灯的概率,并增加该变量对闯红灯行为影响的随机性。对于晚高峰变量,机动车流量较大会同时降低其参数均值和方差,即降低闯红灯的概率,并降低该变量对闯红灯行为影响的随机性。此外,违章人数为1也会降低晚高峰参数的方差。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转型——以外卖骑手为例

数字经济塑造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成长为我国劳动群体的重要力量,其劳动过程与职业发展方向持续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和形塑。选取外卖骑手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代表,研究发现:外卖骑手具有高职业流动性,长在线工作时长,以及薪资水平明显分化的就业特征,其职业技能涉及社会适应性技能、行业通适性技能和岗位专用性技能三大层次。外卖骑手有在网约配送行业内部实现等级提升、通过职务晋升和内部转岗实现工作转型以及转业至其他工作领域的三条职业发展路径,但是在路径搭建的过程中均面临着现实困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长久的职业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外卖骑手组织化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外卖行业蓬勃发展,外卖骑手数量与日俱增,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刻不容缓。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通过对骑手群体和外卖骑手组织进行调研分析,提出及时感知社会治安风险、成为流动的义警队伍、参与应急处置、参与邻里守望相助等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路径,以充分发挥外卖骑手机动性强的优势,将其纳入到协同治理的主体位置上来。这也为基层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助于构建社会治安多元协同治理新模式。

平台经济的劳动控制实现与反控制实践——基于30位外卖骑手的观察

文章从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理论出发,对新型平台劳动控制进行了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平台控制具有渐进性和相对性,这为骑手的自主性抵抗留下了空间。平台依次通过入门指引中的“制造同意”、以奖惩机制为中心的逐级控制和基于算法系统的全面规训建构出了对骑手的控制网,这种前期隐蔽性的渐进控制让骑手受到了规训,但后期骑手明晰平台控制的机制后产生了自主性抵抗,这也让平台控制变得具有相对性。所以部分骑手在各方规训和控制下仍然表现出越跑越懒的倾向,意外的是这种自主抵抗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平台的依赖。

外卖骑手劳动法律关系认定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下,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顺势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司机、代驾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运而生,已然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外卖平台为典型代表的平台经济凭借高度自由的工作时间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为劳动者获得收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正由于这一新颖的用工方式,使得劳动关系变得复杂,对传统意义上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冲击,如何认定劳动关系进而确定劳动者身份来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本文以吉林省老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老兵餐饮)与李某雨的劳动争议案为例,分析有关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

我国外卖骑手研究热点与趋势

近年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带动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成员择业的方向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平台经济时代为服务业新旧动能转换、恢复经济活力以及就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17~2023年我国对外卖骑手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主要聚焦于年发文量、作者、发文单位、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关于外卖骑手的研究始于2017年,研究时间较短,文献总量较少,研究学者相对分散,研究机构间缺乏合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劳动过程以及社会融入方面。

劳动权益侵害、职业身份歧视与骑手精神健康风险——基于针对北京地区非京籍快递外卖骑手的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精神健康调查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快递外卖骑手从业者规模越来越大,其精神健康状况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和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针对北京地区非京籍快递外卖骑手的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精神健康调查,运用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劳动权益侵害、职业身份歧视两个方面,分析影响骑手精神健康风险的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骑手普遍面临较高的精神健康风险,而劳动权益侵害、职业身份歧视是损害骑手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劳动权益侵害、职业身份歧视不仅直接损害骑手精神健康,而且通过降低社区融入水平、加剧孤独感间接损害骑手精神健康,其中社区融入是关键,职业身份歧视对孤独感的影响要通过社区融入实现;骑手劳动过程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社会生活中职业身份歧视对骑手精神健康的损害,比职业场域中劳动权益侵害的损害更严重。为进一步降低骑手精神健康风险,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织支持,确立和保障骑手劳动权益;另一方面,要加强正向引导宣传,优化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设计,消除社会公众的偏见和歧视,为骑手工作和生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帮助骑手形成职业认同,产生自我认同,获得社会认同。

基于部分优势比模型的外卖骑手事故严重度分析

针对外卖骑手事故严重度的致因分析,现有研究以骑手、行为、时间、空间、道路、环境、事故特征的部分因素为主,未从这7个方面同时量化不同因素对外卖事故严重度的影响差异性,特别是未考虑外卖类型、入口数、交叉口角度、舒适指数等因素。此外,当自变量中同时具有无序与有序的二分类或多分类变量时,既有模型将受到平行线假设限制,无法灵活地允许部分变量遵守而其余变量违背此假设。选取西安市1 473起外卖骑手交通事故,剖析事故严重度分布特性与时空分布特征,从以上7个方面综合选取25个潜在影响因素,构建部分优势比模型来揭示不同因素对外卖事故中骑手受伤严重度的影响显著性与平行线假设违背状况,并结合其边际效应分析来量化各显著因素间与因素内对此事故严重度的影响差异性。结果表明:外卖骑手事故严重度时间分布存在“双高峰”现象,城区事故密度大于郊区,路段上骑手轻伤占比(35.57%)大于交叉口处(31.76%);部分优势比模型效果优于有序Logit模型与广义有序Logit模型,外卖类型、季节、位置、入口数、交叉口角度、路面、天气与舒适度均遵守平行线假设;不同显著因素对外卖骑手事故严重度存在显著影响差异,闯红灯、逆行与超速等违章行为对外卖骑手受伤严重度影响最大,其边际效应绝对值最大值超过51%,而未曾被探析的入口数、交叉口角度、自行车专用道、外卖类型、舒适度等显著因素对外卖骑手受伤严重度也存在较大影响(8%~37%)。

算法控制与数字劳动:外卖骑手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基于58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实现了对外卖骑手的隐形控制,与此同时平台得益于对用工成本的控制实现了资本的快速扩张。伴随平台经济的日益发展、外卖骑手基数猛增,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大量与外卖骑手权益相关的劳动纠纷。目前,司法实践中劳动关系认定采取二分法,即只有劳动关系成立和劳动关系不成立,这种认定标准导致了新业态下用工模式劳动关系认定难度的增加。本文基于对587份与外卖骑手权益相关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得出,目前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存在算法控制劳动、平台企业规避劳动法义务和法院裁判标准不一等困境。司法实践中需要从完善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加强外卖骑手社会保障、提高平台算法监管力度及着重保障外卖骑手休息权等方面加强对外卖骑手权益的法律保障。其中,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是完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的基础,加强外卖骑手社会保障是有益补充,提高平台算法监管力度和着重保障外卖骑手休息权是重要内容。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外卖骑手飞驰人生背后的暖与光

穿上工作服、检查电池电量、佩戴安全头盔……一大早,95后刘壮像往常一样做着送餐前的准备工作。不同的是,刘壮还多了一个环节——将党员徽章佩戴在胸前。2023年9月,美团707骑手党支部大会接收刘壮为预备党员。“美团黄”多了一抹“党建红”,这源于美团(北京)党委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探索。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网约配送员因门槛低、收入高、灵活性强等特点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新基础设施”。

基于正则化结构方程模型的外卖骑手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四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外卖骑手是基于互联网经济体制衍生的新兴职业,其劳动职业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以福建省四个地级市的外卖骑手为调查对象,通过线下问卷调查方式,收集426份有效问卷,重点考察外卖骑手工作满意度与薪资报酬、职业安全、工作人际关系、工作强度、职业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前景等影响因素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构建工作满意度正则化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发现,薪资报酬、职业安全、工作人际关系、工作强度以及职业发展前景均对骑手的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符合理论预期。职业权益保障则对外卖骑手工作满意度影响失灵,与理论预期不一致,显示出外卖骑手法律意识薄弱,漠视职业权益保障对自身工作的影响。从骑手自身、企业制度和政策监管等方面解释可能的原因,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社会排斥视角下外卖骑手的职业困境及破解机制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以杭州市外卖骑手为调查对象,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将外卖骑手的职业困境置于社会结构之中,探讨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的形成路径和破解机制。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职业困境主要由三方面的社会排斥造成:社会权利不足引起的制度排斥,符号资本不足造成的经济排斥,以及身份不平等观念下的“圈层化”身份排斥。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赋权增能、资本培育和社区融入三大破解机制。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外卖骑手群体识别方法探究

手机是外卖骑手与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联系纽带,每天产生大量的通话行为和相关APP的接单行为数据。手机信令数据是一种优质的大数据资源,是研究外卖骑手时空分布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外卖骑手行为特征的分析,构建算法模型,实现对外卖骑手群体的动态识别,并结合统计数据进行验证,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统计监测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新业态背景下外卖骑手养老保障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外卖骑手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外卖骑手养老保障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外卖骑手的养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业态的长远发展。文章围绕外卖骑手养老保障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发现当前存在养老保险参保率低且参保意愿弱、参保能力不足、对相关养老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较低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平台企业责任缺失而导致。因此,文章提出未来要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灵活化、坚持多元协同治理为方向,从而切实解决外卖骑手养老保障问题。

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苏州市的实地调研

近年来,我国的平台经济发展迅速,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外卖行业作为新业态的典型发展蓬勃,而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却严重缺位。本文以苏州市为调研地点,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的调研方法,探究得出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劳动关系界定难、薪酬制度不合理、劳动安全保障难、休息休假权受侵、社会保险覆盖低的问题,提出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治理体系,充分利用社会多方治理力量解决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难题,改善骑手生存处境。

被书写的外卖骑手:社会景观与传播效应

近年来,外卖骑手深度参与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外卖骑手的写作日益增多,并多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外卖骑手的写作,一方面呈现了外卖骑手的现实遭际,展示了他们特定的工作方式及其困境和创伤,另一方面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非虚构写作的传播效应。通过体验式的感受和参与,写作者不仅获取了言说与创作的素材,也获得了自我反思的契机。对外卖骑手群体的参与和讲述,是写作者与现实生活重建关联的一次有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