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金融机构外商银行在特定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碰撞,必然地形成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合作、依附、竞争、冲突。本土钱庄与外商银行的互动关系,正是中西经济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和案例。

重振的幻灭:战后上海外商银行的历史演变

战后,整个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应的,在华外商银行的格局亦发生改变。作为战败国德、意、日三国银行被四行二局所接收,原属英、法、美等国财产则发还原主。但其中欧洲各国银行失去扩大海外投资的能力,美资银行恢复较为迅速,实力大为增强。然而,随着内战的深入发展,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疾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上海金融业呈病态发展,通货急剧膨胀,但信用却一直处于紧缩状态。一方面游资泛滥,另一方面正常业务多感资金拮据,外商银行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渐消失。为自身利益计,外商银行只能成为投机以及资金外逃的主要渠道,极大地破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金圆券改革的失败,金融危机狂飙突进,包括外商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能幸免于难,至1949年初,上海外商银行各项业务已经陷于停顿,其战后重振的梦想最终幻灭。

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贸口岸、最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自1840年代开始一直是外商银行的汇聚之地。外商银行长期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赫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上海解放后,新政府颁布了有关管理外商银行的一系列相关法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时代一去不返,加上时局的变动,1950年代各家外商银行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外,相继撤离上海。

隐性中央银行: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

甲午战争前,外国银行就已经通过对白银进出口的经营而成为中国发行货币的银行,又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掌控而成为实质上的银行的银行。甲午战争后,外国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银行。在地方督抚财政权力增强的趋势下,外商银行通过对新式企业的投资影响到地方财政。

外商银行与近代中国财政——以清末民初关盐税款的移存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盐税款是历届中央政府对外举债的重要担保品。清末民初,值中央政权更替、政局动荡之际,在外国列强暗中支持下,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和国际银行团先后以保障各国债权人权益及偿债基金稳固为由,通过一些渠道或手段攫取了觊觎已久的中国关盐税款的存储保管权,关盐税款相继移存在华各家外商银行。随着巨额的关盐税款源源不断流入,外商银行逐步成为近代中国财政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亦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区域格局(1845—1937年)

自1845年第一家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随着近代中国租界制度的确立和各列强特殊势力范围的划分,外商银行以租界为根据地,遍设分支机构,继而又在华各国势力范围内承揽铁路外债等,在活动方面逐步形成了从租界到势力范围的区域格局。外商银行在各地租界及各国势力范围内机构设置的消长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列强之间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兴衰变迁。外商银行通过承办铁路外债,在攫取诸多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各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

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区域格局

1845～1937年间,随着近代中国租界制度的确立和各列强特殊势力范围的划分,外商银行以租界为根据地,遍设分支机构,开展各项业务。就机构设置区域而言,数量众多的外商银行机构既集聚于各重要口岸的租界之中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区,又分别向各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内扩展。在业务开展方面,特别是围绕各国势力范围内铁路外债的承办等,这些外商银行机构的表现尤为突出。

近代上海外商银行公会的行业自律与风险防范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外商银行在上海的广泛建立,其自律性同业团体上海外商银行公会得以组建。为了维护外商银行业的整体利益,确保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上海外商银行公会在会员充分讨论、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共同遵守的业务经营与管理规则,并监督会员银行有效执行。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上海外商银行公会也能积极承担和履行“银行的银行”职能,弥补官方监管的不足,最大限度规避银行风险。

近代外商银行没落原因初探

外商银行在华没落的原因主要有:华资银行的发展抑制了外商银行的扩张,是其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殖民主义揽存政策不当致其存款增长缓慢;钱庄的衰落以及买办制度的废除更加速了外商银行的没落。外商银行作为一种在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享有特权的商业银行,它的衰落值得我国现代银行业深思。

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

由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存在,加之中国本土币制金融缺陷重重,中央政府监管缺位或不力,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了单位各异、种类繁杂的纸币。外商银行纸币发行与流通的数量规模主要随各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盛衰而变化,流通区域也以各地租界和各国特殊势力范围为主。外商银行在攫取发钞暴利的同时,其纸币发行与流通极大地损害了近代中国的币制金融主权,加剧了中国币制的紊乱程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外商银行在近代上海成长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影响扩大至整个远东,故又博得“远东金融中心”的美誉。近代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原因很多,其中银行业的活动至关重要,而外商银行的积极活动更是不容忽视。认识于此对当今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简析抗美援朝战争对上海外商银行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于是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并最终将禁运政策从一国行动推及到国际行动,中国也采取了反禁运政策。这不仅使中美两国彻底对立起来影响到中美外交关系,也使两国贸易深受影响,从而波及到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发展。

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历史特点

通过系统梳理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百余年历史，并对外商银行的组织管理、业务开展及与中国币制金融关系等的深入探讨，可以看出，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具有诸多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政府对外商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经济方针,在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和金融势力的同时,对外商银行实施"利用"与"限制"政策,即利用外商银行已有的经营外汇业务的人力、资力以及与国外的业务关系,指定其担任外汇指定银行,在客观上使之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但是,外商银行也必须接受新政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只可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经营。由此,外商银行凭藉特权而获取的巨额利润消失,其业务客观上为新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服务,虽有微利可得,但无暴利可图。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在华外商银行的业务进一步减少,以至濒于停顿状态,不得不宣布停业清理,相继撤离中国。到1956年底止,只剩下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

1949年前后的外商银行

自1845年英商丽如银行首先进中国，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存在和活动长达100余年。1949年前后，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变化及银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外商银行在华经营呈现收缩性调整态势。

外商银行与晚清地方政府外债

晚清地方政府举借外债，开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为了筹措镇压此次起义的军费，时任上海道台吴健彰首先向洋商借银7万余两，以江海关税收为担保。这是晚清地方政府举借的第一笔外债。1863年，苏松太道吴煦向上海阿加刺银行借规银10万两，该行先扣息银3600两，实收96400两。此可谓在华外商银行承办地方政府外债之开端。

在台外商银行之演进与展望

在台外商银行之演进与展望政治大学财务金融所林炯垚比利时信贷银行台北分行吕桔诚一、前言台湾在过去３０年之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总体经济成长、出口市场开发、及外汇存底累积等不同角度观之，均令人印象深刻。其间除了有赖当局与民间之通力合作，以及制造部...

早期进入上海的一批外商银行

经过金融史学家们考订，第一家外商银行进入上海的年份是1847年，而非1850年，也非1848年。在《英国蓝皮书》第40卷上，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Alcock）1848年向其政府所作的“上海贸易报告”的附件中述及“上一年（指1847年）丽如银行经手输入的银元有20万元”，这就是丽如银行系于1847年进入上海的有力佐证。丽如银行进入上海的1847年，上海还只有洋行24家，西侨侨民134人。这家银行于1842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时系英国、印度合资，行名叫西印度银行，1845年总行移设伦敦，改名为Oriental Bank，

晚清外商银行的兴起与影响

清末五口通商之后,外商银行开始登陆中国。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在华外商银行及分支机构曾达百家之多,在晚清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开展的某些业务还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垄断性特征;同时作为新式银行,外商银行不仅对华商银行的兴起具有示范作用,而且其相对成熟的业务经营、组织管理经验亦值得华商银行学习借鉴。

民国时期在华外商银行发行监管略论

民国时期，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的银行有两种，一为中外合资的合办银行，一为纯粹外资的外商银行。截至1918年止，国内流通纸币约为263292475元。其中外商银行发行占17．6％．各省官银号发行占46．6％，中国其他银行发行占35．8％。①而根据1927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华外国银行实际发行国币2034367元．港洋45298781元，美金5843907元，日金1422662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