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创业的外部合法性获取研究——一个概念模型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公司创业获取外部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公司创业面临的三种外部合法性要求: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公司创业可以通过如下几种途径获取外部合法性,包括服从、选择、操控以及创造制度环境(4C),而这些途径的选择是企业本身顺从外部合法性要求的意愿与能力,以及外部合法性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治理结构、外部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科技类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沪深两市317家在最近若干年（2010~2015）发生并购的科技类样本公司数据,研究治理结构对并购绩效的作用以及这一过程中外部合法性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治理结构会显著地影响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并会显著地影响上市公司的外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和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在公司治理结构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中介作用。

企业跨界创新内外部合法性动态演化机理研究——以华为Mate系列与保时捷设计为例

当今时代,跨界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跨界创新是指从领域外获取新知识,并将其应用于领域创新。企业跨界过程中能否迅速获得内部和外部认可,获取内外部合法性关乎跨界行为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华为Mate系列与保时捷设计跨界合作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找准跨界过程中影响企业获取内外部认可的因素,探寻华为跨界行为内外部合法性演进机理、实现路径以及执行思路,旨在为企业更好地实施跨界创新战略提供指导性意见。

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控制会影响并购绩效,而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并购的态度即并购合法性会对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123个样本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非正式控制程度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正式控制程度与并购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对并购后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对并购后非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后决策以及如何实现并购目标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具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

并购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模型

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企业并购的合法性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对并购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外部合法性可以分为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内部合法性包括投资合法性和行为合法性。进一步结合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并购绩效研究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组织合法性理论视阈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以D大学为例

教学管理制度作为凸现组织正规性的重要手段,是获得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等认可的外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但是高校内部对制度执行不彻底或者不执行等表现又凸现了制度内在合法性的危机。对这一矛盾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中对合法性的分析逻辑为视角进行阐述具有适切性。合法性危机的解决从组织建设层面看,可以从管理者的建制理念、制度目标的选择、制度传递途径的多元化以及学校共享文化的建设等方面来综合考虑。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研究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问题。通过对战略联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概念、作用的阐述,构建了一个整合框架,进而分析了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对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基于制度理论的战略联盟研究,为国际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尤其是为新兴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与思路。

制度视角下跨国企业投资的进入模式与合法性获取路径的选择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跨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争取必要的合法性是其生存的先决条件。然而,合法性获取的路径选择与其投资进入模式直接相关。同时,现有的合法性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合法性的影响,而忽略了内部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应将内外部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探析不同投资进入模式下的内外部合法性获取的路径选择问题,并揭示不同投资进入模式下内外部合法性的特征、来源、相互关系以及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战略联盟合法性与绩效关系研究

根据制度理论观点,战略联盟需要实现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内部合法性包括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来自于信任和控制要素;而外部合法性包括市场合法性、关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受企业特征和环境特征影响。本文以国际酒店集团中国市场扩张为例,构建了战略联盟内外部合法性与绩效关系框架。本文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行为选择的制度影响因素,为我国企业通过战略联盟方式的市场整合提供借鉴与指导。

组织合法性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行为选择受组织内外的合法性压力影响。在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具有组织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监管者的趋同行为在机构内部形成内部合法性;法律法规和公众媒体等形成外部规制与文化-认知合法性。由于监管机构合法性评估主体的不同,产生内外合法性和行为选择的冲突,此时,监管机构会综合内外压力,选择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由此形成组织层面的行动优先序列和最终行为逻辑。本文对理解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现实冲突与困境具有参考价值,且为理解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逻辑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合法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在进行海外投资和海外运营时,我国的跨国企业面临巨大压力,这是由于两国制度距离的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压力,如何成功跨越"合法性门槛"实现其生存与发展成为跨国企业成长的关键。合法性的研究多数只重视外部合法性,而忽略了内部合法性。本研究将制度和战略进行了整合,从制度距离影响跨国企业合法性入手,对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作出了企业内、外部合法化战略模式的选择。

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的合法化战略模型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合法性的战略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区域多元化企业异地分支机构合法化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分支机构所在地与母公司所在地之间的制度距离的类型,决定了分支机构合法化战略的应对对象,而在不同的扩张动机下的分支机构资源能力,决定了分支机构合法化战略的主动性空间。

治理绩效、国家合法性外部化与全球化进路

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国家制度建设逐步完成,其面临的合法性问题首先不再是权威如何授予和获得,而是制度如何运行以产生治理绩效。治理绩效合法性也有外部来源,并对国家合法性的稳固和提升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合法性外部化。围绕合法性外部化的三种运行方式,即自主型外部化、依附型外部化和反向外部化,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不同的外部化方式对全球化进路的影响。当下各国国内治理遭遇严峻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采取反向外部化,导致了"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逆流。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应更积极地平衡合法性外部化与国内治理的关系,在优先解决国内治理危机的前提下,努力推进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双重合法性和社会组织发展——以北京市19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为例

以北京市19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作为案例,讨论了社会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外部合法性提供了社会组织与外界互动的制度性保障,但内部合法性是一个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两种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关键的影响力。

社团合法性——从资源依赖视角的解释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社团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获取组织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来维持,而资源的获得需要社团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各种主体沟通互动。而社团要想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环境中的各方主体进行沟通,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获得是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