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方蜂鸣—区域管道”理论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研究框架构建

近年来,随着城市间各类流要素联系的增强,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愈发明显,但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聚外部性层面,对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探讨仍显不足。在综述城市网络外部性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地方蜂鸣—区域管道”理论并基于此构建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联系的研究框架:一方面构建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作用的“过程—机理—效应”理论与内容框架;另一方面从结构网络视角构建包含尺度嵌套、强度、均衡度等多维度的城市网络外部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对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直接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

双城系统的聚集外部性、拥堵外部性和最优收费

聚集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双城系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产生城际通勤拥堵外部性,为缓解城际通勤交通拥堵,可以利用最优收费调节交通供需关系。本文研究了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和聚集外部性的变化规律,建立双城系统的空间均衡模型和社会最优模型,分析居民的职住分布,得到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结果表明,因为聚集外部性的存在,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可能大大低于交通拥堵外部性成本;当聚集外部性固定时,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增大而增大;当交通拥堵外部性固定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先增大后减少;当聚集外部性和交通拥堵外部性同时变化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减少,城际通勤最优收费小于零,此时,城际通勤时可以得到补贴。

高校权力问题的外部性分析及其规制策略研究

高校权力问题及其规制是大学治理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揭示和阐明高校权力问题的基本规律与底层逻辑,将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引入大学治理情境,提出并建构了集叙事和诊断于一体的高校权力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认为,权力负外部性影响了高校办学资源使用效益、降低了大学治理效能,是引发高校权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规制高校权力问题,需要构建高校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基于OECD提出的跨权力协调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与权力外部性分析,将党委权威领导下的跨权力协调机制丰富为一致性机制、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补偿性机制四个组成部分。

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外部性影响与布局优化路径

公益主导的要素特征和指标导向的规划模式,往往导致绿色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被低估和生态服务低效等问题。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应用特征价格法,研究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影响范围、交互机制并评估其服务效益。研究发现:1)林地、水体、公园绿地等不同类型绿色基础设施的有效服务范围依次递减。2)多种类型绿色基础设施的交互可产生正向增益作用,但随着叠加类型的增多,增益幅度减弱。3)厦门市中心区绿色基础设施的服务已趋向全覆盖,但局部多类型多要素的服务叠加带来一定程度的土地价值流失;近远郊生态服务的均等化则需进一步加强。基于此,提出构建山海城湾生态格局,挖掘自然要素服务功能,优化公园绿地空间布局等建议,研究旨在为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益服务提供参考。

论刑事诉讼的外部性——以法律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及配套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其目的就是通过合理配置刑事司法资源,进而优化不同刑事诉讼主体间的权力和权利结构,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益的最大化。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与刑事诉讼目的具有相反价值取向的各种消极和负面性的结果。正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外部性产生的规律,对于构造更加科学的刑事诉讼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诉讼的外部性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认知的有偏性和非正式规则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范式来透视和分析刑事诉讼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规则异化等问题,以拓宽刑事诉讼领域的理论分析的新视角。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对战后美国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制--基于公共政策外部性的考察

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不仅顺利达成政策目标,而且还产生了惊人的非预期的外部收益。然而,这一公共政策所产生的负向外部性却被忽略,即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和发展空间的阻碍和挤压,由此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群体裂痕持续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公共政策的负向外部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与有效地纾解和治理,会诱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资本功能及外部性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

个别资本将新方法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为劳动者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提供支持;也能降低个别价值,为其他资本降低工资水平、占有劳动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提供可能,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尤其是劳动者)共同富裕,既要发挥资本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积极作用,也要消除资本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消极影响,因此必然要求创新产权制度安排,发挥资本功能的积极作用,消除资本功能的不利影响。

负外部性如何塑造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以适老化改造中加装电梯政策为例

负外部性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114个城市的207份加装电梯政策文件,对地方政府应对负外部性的两种政策取向及其政策转换行为进行了动态识别,分析了两种政策取向所对应的负外部性治理方式及其内生的社会治理困境。研究表明:负外部性问题内嵌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表现为首次政策出台和后续政策修订中有关政策取向的差异化选择和跨期变动。具体地,68.42%的样本城市以“严格”的政策取向初次设定加装电梯政策,但随着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选择“放松”的政策取向的城市占比达71.05%;50个样本城市的政策取向发生了由“严格”向“放松”的转变,其根源并非“自上而下”的层级任务压力,而是前期政策实践为地方政府认识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规模提供了有效信息,使其对潜在冲突风险的控制力得到增强。在推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难题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应对负外部性要依靠政策规制,但不能过度依赖政策规制,提升负外部性治理能力需要在风险预判、协同推进正负外部性活动以及靶向社区双重再造等方面重点发力。

非中心城市嵌入高铁网络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的双重视角

非中心城市既是高铁网络的支线节点,又是形成高水平、开放型循环体系的基础,但非中心城市能否在高铁发展中获得增长红利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本文从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的双重视角,基于2010—2022年全国242个非中心城市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DID模型,研究高铁网络对非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提升非中心城市高铁网络嵌入度能显著提高当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且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集聚外部性作用下,中心城市会对邻近非中心城市产生负面影响,但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中心城市的负面影响会因非中心城市高铁网络嵌入度的提高而扭转,甚至突破地理边界的约束提升远距离非中心城市的经济水平;高铁网络的经济增长效应还会因非中心城市经济初始条件、嵌入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高铁网络显著改善了欠发达非中心城市发展的不利条件,缩小了城市间经济差距;经中转城市间接嵌入高铁网络也能促进非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影响力弱于直接嵌入,且经中心城市中转并与中转城市越近越有利。研究结论对于优化高铁网络布局,充分发挥高铁网络外部性的正向效应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负外部性量化模型及补偿机制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理过程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为促进废旧动力电池补偿机制的建立,详细分析了废旧动力电池的负外部性表现,分为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健康安全损害三类。通过运用使用者成本模型、破坏环境成本计量模型和人力资源法模型,将回收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进行量化,建立资源耗竭成本量化模型、生态环境破坏量化模型和健康安全损害量化模型,并基于上述模型研究了废旧动力电池负外部性补偿机制,包括资源补偿、生态环境补偿、健康安全补偿的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途径等。依据负外部性的表现形式,补偿机制的设置需要考虑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量和金属回收率等指标,详细评估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以及量化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

中国新世纪水稻生产负外部性评估及时空演变研究

水稻生产间接价值研究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外部性尤其负外部性研究不多,对其评估有利于生态防控和农业永续发展。基于2000—2021年全国各省水稻的面板数据,运用市场价值法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从温室气体排放、化肥污染、农药污染、地膜污染、水资源消耗和农机能源污染方面分析水稻的负外部性价值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全国水稻生产年均负外部性价值达2080.27×10^(8)元,其中温室气体排放、化肥、农药、地膜污染、水资源消耗和农机能源污染占比分别为35.93%、20.71%、10.27%、9.04%、17.44%和6.61%。(2)以2012年新时代为分界点,负外部性价值总量呈先增后减趋势,体现了新时代生态防控的成效。(3)空间分布异质性强,负外部性价值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其中华中、华南、西南、东北和华北稻作区年均负外部性价值分别为1025.45×10^(8)元、426.96×10^(8)元、329.36×10^(8)元、221.52×10^(8)元和61.99×10^(8)元;负外部性价值与地理空间存在全局正相关关系;局部自相关自东南向西北由“高-高”聚集向“低-低”聚集和不显著演变,“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华中和华南稻作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华北稻作区。创新性地从研究对象和动态全局视阈评估了水稻生产负外部性,并从政府引领、市场引导和农户主导方面提出了因应策略。

分散决策下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外部性价值量化评估

近年来,随着分布式光伏补贴的逐渐下降和储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已逐渐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性环节之一。然而,不同于传统集中式优化规划框架,大规模分布式光伏储能用户分散决策模式下其自利性行为对整体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构建了计及分布式光伏储能投资决策的双层模型来模拟需求侧市场成员分散决策行为与系统整体运行的交互关系,以量化分析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的外部性价值。进而,从个体层和系统层两维度设计了市场运营评估指标体系。最后,基于实际系统数据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水稻生产外部性价值时空演绎及驱动力--以2000—2021年我国30个省市为例

水稻生产间接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较少关注外部性问题,文章创新性地评估了水稻生产外部性价值,以及对粮食生产生态化转型的重大意义。基于2000—2021年我国水稻生产面板数据,运用功能价值法、热点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评估水稻生产外部性价值,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水稻生产年均正、负外部性价值和净价值分别为6030.67、2080.27和3950.48亿元;正外部性价值构成中涵养水源(34.84%)和气体调节(23.41%)占比最大,负外部性价值构成以温室气体排放(35.93%)和化肥污染(20.71%)为主。(2)正外部性价值整体呈缓慢增长态势,增幅8.78%;以2012年新时代为分界点,负外部性价值呈“先增后减”趋势,体现了新时代生态防控成效。(3)空间异质性强,外部性价值集聚于胡焕庸线以东,其中华中、华南、西南、东北和华北稻作区年均净值分别为1744.84、573.24、739.47、496.51和337.65亿元;外部性价值与地理空间全局正相关且空间聚集效应整体减弱;华中和华南稻作区以热点区和“高-高”聚集为主,华北和西北稻作区以冷点区、“低-低”聚集和不显著为主。(4)外部性价值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耦合协调,呈双因子增强态势,其中机械总动力和可变农资对其影响最大;不同空间的水稻生产外部性价值的驱动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南方稻作区相比于北方稻作区在社会因素方面影响力度更大。

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基于外部性视角的研究

当前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仅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公共健康产生重大威胁。更为严重的是,空气污染具有空间溢出特征,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损害也因此具有负外部性。那么,作为污染的重要约束机制,环境规制能否改善公共健康?其健康影响是否具有正外部性?尚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作者基于199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健康影响的外部性。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能够有效降低本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改善公共健康水平,但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降低空气污染、提升公众的污染认知水平,进而改善公共健康状况;而地区间普遍存在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是制约环境规制发挥正外部性的关键因素。③进一步分析发现,孕产妇等脆弱人群对空气污染的危害更为敏感,能够从环境规制中获得更多的健康收益。④自2007年环境目标约束正式纳入各省市的官员考核指标之后,环境规制的健康改善效应逐步实现。⑤环境规制不仅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而且降低了精神科就诊率,对公众的心理健康状态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应加强区域间的环境规制合作,树立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顶层设计;推进环境与健康的科普宣教工作,提高全民污染认知水平与污染防护意识。该研究对于推进区域间空气污染的联防联控与公共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网侧储能成本疏导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下构建以新能源发电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大量灵活性资源保障其可靠运行。大规模的网侧储能为电力系统提供调峰、调频、惯量支撑等多元服务,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然而,网侧储能仅靠峰谷电价差获取电量收益难以回收其投建成本,已成为制约大规模网侧储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为此,基于外部性理论对网侧储能成本疏导机制展开研究。在分析市场环境下网侧储能对源-网-荷多主体外部性价值特点的基础上,建立包含储能外部性价值量化及储能成本疏导的网侧储能双层规划决策模型,即上层给出储能的规划容量,下层模拟网侧储能参与现货市场运营对市场电价的影响,并量化其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外部性价值,同时反馈到上层决策模型引导储能投资;进而设计网侧储能的成本分摊方法及基于市场清算的成本疏导机制。算例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指导网侧储能的投建规模,所设计的成本疏导机制满足多市场主体激励相容,可以缩短储能项目的成本回收年限,并与现有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兼容性好。

集聚外部性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应用静态模型对我国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评估,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探究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马歇尔外部性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为负,说明专业化集聚不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的影响为正,说明多样化集聚和企业竞争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受益于雅各布外部性,被波特外部性抑制;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而西部地区受益于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大、中规模人口的省份雅各布和波特外部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

工业企业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研发外部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厘清研发外部性如何影响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例,探究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研发外部性的调节作用,并考察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补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工业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行业研发外部性会弱化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行业研发外部性对成熟期工业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能够有效缓解行业研发外部性的负向影响。

耕地非粮化的负外部性问题及化解策略

耕地非粮化的负外部性问题已成为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详细探讨了耕地非粮化的成因,包括耕地资源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利用的外部性,以及私人与社会在耕地资源配置上的冲突。进一步分析了耕地非粮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以及对耕作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损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化解策略,包括实施耕地资源利用的行政规制、健全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扩展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以及推进产区补偿和产销区协调机制。旨在为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策略建议。

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外部性与企业创新激励

纵向转移支付是调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核心制度与重要工具,对微观层面的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影响逻辑。基于转移支付与企业创新同趋变动的典型事实提出基本猜想,围绕外部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省市两级数据的匹配数据,通过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企业创新存在稳健的“非中性”影响,显著激励了创新投入、改善了创新结果、延展了创新能力。所有制类型、区位分布、创新阶段会引致差异化的制度外部性表现。机制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增强了省市两级政府创新偏好,塑造了创新友好型外部环境、激发了企业创新偏好、助推了创新同群效应;改变了政府税收努力度,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缓解了融资约束、释放了创新要素。不同机制间存在相互加强或弱化的交互作用。文章对构建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体系、引导公共资金锚定创新领域、注重政策外部性与协同性等制度设计具有提示意义。

平台质量管理门槛、双侧用户效用与平台收益——网络外部性与价格敏感性视角

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担忧已成为电商增长的障碍,天猫和京东等电商平台通过提高质量管理来增强消费者信任,而拼多多利用低价和宽松的质量门槛快速提升市场份额。文章构建了一个双寡头垄断模型,分析电商质量管理门槛异质性对用户效用和平台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质量管理的差异直接影响平台竞争力和用户效用,高网络外部性的平台在质量管理门槛下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质量管理门槛的不同,可能会提高消费者价格敏感度,降低用户效用,但网络外部性高、收费低的平台和商家会受益更多;质量管理门槛对网络外部性和价格敏感度产生影响,平台在调整质量管理门槛时需关注其对市场策略和盈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