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选择权增加一定会刺激专用性投资吗——基于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证据

学术界对于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论。产权理论(主要是GHM模型)认为当事人外部选择权增加会提高谈判力,从而提高参与人的专用性投资激励,这是产权成为最重要激励工具的基本逻辑。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参与人外部选择权是紧的时候,外部选择权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的投资激励。这意味着,产权不一定能够提高激励。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争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重新定义了外部选择权的范围,并在非合作博弈的框架下,得到与后一部分学者一致的结论:外部选择权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同时,笔者使用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本文的发现与主流的产权理论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丢包博弈之谜:对互惠理论的挑战

互惠理论是近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而Dufwenberg和Gneezy在2000年提出的丢包博弈的实验表明,丢包人的回报行为与捡包人放弃的外部选择权的大小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Servatka、Vadovi(2009)和Cox等(2010)分别尝试用外部选择权的不平等和外部选择权对丢包人的凸显性来破解丢包博弈之谜,他们的实验仍然没有改变丢包人的决策行为与捡包人放弃的外部选择的不对称性,丢包博弈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谜。破解丢包博弈之谜,对探究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多成员之间的团队创新行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提高农民工收入的经济学研究

在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引入概率约束条件代替参与约束,分析研究了模型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结果表明,要想提高农民工(代理人)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农民工(代理人)外部选择权即保留收入。

讨价还价实力:中德之间的实验研究

本文是针对以外部选择权所定义的讨价还价实力对谈判结果的影响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有关讨价还价实验的文献主要关注谈判实力对等的情况,而实力不对称的情况显然未被重视,尽管在现实世界的讨价还价情形中此类谈判实力不对称的情况比比皆是。仅有少数研究在其模型中考虑了这种实力上的差异。针对讨价还价实力对谈判结果影响的预测尚不明晰。按照Nash的讨价还价解,议价者的最终收益应该可以反映其实力差异。然而,Binmore等认为,只有当出价人的出价低于其保障收益时,外部选择权才会起作用。为了研究实力差别对讨价还价结果的影响,我们基于Selten的模型进行了双边讨价还价实验,实验的双方分别由若干参与人组成。我们的分析主要依据以下两组信息来源:1.讨价还价时所做的选择;2.各组内部讨论时的视频录像。我们比较了在德国波恩大学所做的较高程度的实力差异和较低程度的实力差异情况下的两组交易,未发现实力差异会在讨价还价结果中有所体现的迹象。然而,与德国相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较高程度的实力差异情况下的交易,具有较高实力的参与人可以明显提高其收益水平。视频录像显示,两组议价者行为上的差异可归因于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德国的参与人不接受实验起初给定的既成实力差异而将平等分配作为其参考标准。而中国的参与人接受既成的实力差异进而在不平等分配的框架下进行其讨价还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