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融合发展实现农牧民多维减贫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如何融合传统农牧业实现产业兴旺、促进农牧民多维减贫存在“旅游+”和“+旅游”两种模式。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旅游+”模式存在弊端,一些乡村未能充分考虑旅游季节性与农牧民参与能力,确立了以乡村旅游为主导、融合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造成乡村资源浪费、农牧业投入不足以及乡村旅游发展困境,乡村旅游不仅未能促进乡村产业兴旺,而且加重了农牧民多维贫困。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传统农牧业“+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坚持农牧业优先发展和主导地位,开拓发展乡村旅游业态,使旅游经济成为农牧民实现多维减贫有益补充,明确提出培育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竞争优势、保障农牧民主人地位与旅游参与权益、强化民族地区乡村党建引领的建议对策。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

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利用30省市1999-201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医疗贫困、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各自门槛水平前后,农村金融发展对医疗贫困的影响始终表现为促进,并且促进效应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但抑制效应只有在跨越门槛之后才能有效显现;对教育贫困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但仅抑制效应显著。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不仅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

省级多维减贫经验:以青海省为例

多维减贫是指"以减少贫困人口为基础,缓解贫困问题的恶性发展及贫困问题的衍生影响,针对贫困的多个维度,如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及生态贫困等形成测定和监控系统,进行综合性防治,促进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由。"本文以青海省为例,在省级层面对多维减贫进行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分析,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指导实践的相对成熟的减贫新思想。

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

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是制定与实施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利用山西省和甘肃省515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PSM估计检验合作经济组织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有重要作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促进农户教育水平提高;但是否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健康贫困与信息贫困的影响并不呈显著性差异.为持续而充分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精准扶贫的作用,需要继续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高度重视其多维减贫作用;增强合作经济组织减贫理念,调动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支持合作经济组织选择适宜贫困农户生计发展的特色产业.

市场机制、社会资本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多维减贫政策目标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的精准扶贫使得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显著下降,继续改善农村多维贫困是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本文在多维减贫政策目标下,考察了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两者作用的关系。基于2014、2016及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内生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农地流转市场化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与农村社会资本都表现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进一步分析两者作用的关系发现,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具有显著替代作用,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弱,更具体地表现为对集体社会资本而非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效应。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推进,集体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弱化了,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多维减贫效应。异质性分析中,与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农地转入样本相比,区域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农地转出样本中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个体社会资本对各维度贫困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也较为稳健,但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和互补作用在不同减贫渠道中均有体现。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化、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及健全多维减贫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门槛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8—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收入、教育、医疗等多维度贫困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这三个维度贫困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对收入贫困由不显著负面作用转为显著的正面作用,对教育贫困由不显著转为显著的正面作用,对医疗贫困的正面作用由较弱发展为显著。此外,财政支农、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正规金融都存在一个或多个维度的减贫作用,其中财政支农减贫效果最好。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估计

乡村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维减贫效应备受关注。文章利用恩施市和红安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倍差法测算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两组农户收入、教育、健康、生活、住房及就业共6个维度指标在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以科学评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扶贫对处理组农户的收入、教育、住房和就业四个维度减贫有显著影响,但对健康及生活维度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收入、教育、住房和就业维度减贫效应的匹配倍差估计系数分别为0.492、0.219、0.227和0.174,均低于普通倍差法估计系数0.539、0.264、0.268和0.213,两种估计方法表明参与乡村旅游扶贫能使农户收入、教育、住房及就业水平显著提高50%、23%、25%、20%左右;而从控制变量的标准误可知倍差法估计结果"虚高",匹配倍差法估计效果更优,可信度更高。据此文章提出:政府扶贫和旅游部门要坚持将旅游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并力促当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特色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引导和帮助贫困户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扶贫以分享当地旅游发展红利,并结合当地旅游和贫困情况科学统筹乡村旅游扶贫各项措施以使乡村旅游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更显著、更公平和可持续。

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能力建设及其多维减贫机制创新研究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致贫原因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旅游业内生发展成为当地多维减贫的基本途径之一。通过对武陵山贵州片区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现状和旅游扶贫成效,探讨了旅游业内生发展-多维减贫机理,提出从片区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三个方面建设旅游业内生发展能力,构建旅游扶贫攻坚与跨行政区合作协同机制、扶贫攻坚与生态建设共赢机制、合力攻坚旅游大扶贫工作机制和扶贫投入与扶贫效益增长机制等多维减贫机制。

滇西北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策略探究——以丽江地区为例

滇西北地区由于生态、交通、民族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限制,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人生活贫困。近几年,随着社会各界的重视,以及当地人民的勤劳努力,农村专业化发展成为了一条相对较优的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本文立足于丽江地区,通过对丽江地区贫困状况的描述和对贫困原因的思考,从多个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以期帮助这些地区早日脱贫。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前因与组态路径

多种类型资本投入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直接影响乡村贫困居民实现多维减贫。以甘肃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为例,采纳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乡村旅游多维减贫的影响因素和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开发有效实现了多维减贫效应,自然资源、党员引领、旅游劳务、居民投资、手艺技能5个变量是促进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实现多维减贫的必要条件;存在6条组态路径,依据条件变量特征可概括为4种典型模式,分别为多元资本驱动型、党员社团引领型、劳务技能参与型、旅游扶贫攻坚型。研究结果表明甘肃民族地区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多维减贫模式,特别是党员社团引领型和旅游扶贫攻坚型成为甘肃实践的典型模式。

普惠金融多维减贫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政府、金融机构、贫困农户及涉农企业等角度分析普惠金融多维减贫绩效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提升普惠金融多维减贫绩效的政策建议,如加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支付环境建设,加大产融结合下的特色产业建设力度,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及风控机制建设,构建金融知识立体宣传教育体系,推进医疗减贫的金融产品创新等。

武陵山片区县域尺度多维减贫成效测度

多维减贫成效是评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标尺,研究连片特困地区自区域扶贫开发以来的减贫成效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预防大规模区域性返贫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武陵山71县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等4个维度共计13个指标的多维减贫成效测度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2011-2018年,各县域多维减贫成效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且各维度减贫成效指数均值大于0。(2)综合及各维度减贫成效均呈现明显的省域空间差异,总体上湖南省各县域减贫成效优于其他三省份。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甘南藏族自治州多维减贫探究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的制约,至今发展滞后,是全国典型的贫困地区。民众素质偏低、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不佳、生态环境恶劣、市场经济竞争弱等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致贫因素。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关于多维减贫政策的建议。

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

尹俊、孙博文、陈强远、陈心想在《经济学报》2023年第2期撰文指出,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维减贫协同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关于政府的作用研究已经很多,但关于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作用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仍是一个经典且有争议的命题。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哲学高度来界定贫困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多维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因其具有的良好性质而被广泛应用。各国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上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较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应进一步深化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继续开发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并积极展开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减贫政策研究。

多维贫困视角下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多元回归模型对土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异质性进行检验,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土地流转减贫的多维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一是2014年中国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为38.8%,高于3.1%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农户还面临其他多维能力贫困;二是土地流转具有多维减贫效应,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强于转入;三是土地流转通过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社会保障以及资产等中间机制对多维贫困指数产生影响,收入、生活、社会保障以及资产等维度的中间减贫机制显著,而健康、教育维度的减贫机制不显著。释放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政策应以构建差异化土地流转多维减贫制度为目标导向,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产业扶贫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探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在连接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市场方面效果显著,但其理论研究和具体实施均存在不足。供应链金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自有其耦合的内生与外生逻辑,相互嵌入后的多维减贫也有其直接和间接机理。目前,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的落实面临着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涉农保险制度体系不完善和涉农供应链稳定性不强等现实困局,需要从合作机制、风险管控机制和管理服务机制三个方面探究提升路径,以有效推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