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乡视角测度与分解多维相对贫困——基于双界限法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双界限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进行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从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8年全国受教育年限、慢性病以及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成为除收入外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随着k值增加,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剥夺份额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以k=3/9为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56.60%,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73 0和0.267 7,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91%,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83 2和0.149 4;从指标分解来看,城市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50%、24.43%、6.65%,农村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做饭燃料,分别为51.56%、14.41%、11.69%。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城市家庭,不同维度指标对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各有差异。由此可得,教育的不平等最容易导致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要解决城乡多维贫困的核心问题,应优先解决教育致贫问题。收入依旧是影响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基于改进AF法的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研究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修正AHP的改进AF法,基于CFPS数据库运用“双阈值法”,对我国相对贫困问题进行识别和分解,并利用分位数回归讨论高低分位水平下各指标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多维相对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第二,多维相对贫困群体在生活水平、人均家庭收入和儿童失学率遭受的相对剥夺最突出,前两者对相对贫困呈负向影响,儿童失学率对相对贫困呈正向影响;第三,各指标对不同相对贫困水平下的人群影响是不同的。债务对于贫困指标数最多的群体影响最大,文娱支出更能反映小康小富群体的相对贫困情况,人均纯收入、人均住房价值和金融产品更能体现生活条件较好家庭的相对贫困状态。

中国贫困指数的测算与动态分解——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利用CHNS1999—2010年调查数据,采取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中国多维贫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动态分解。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近年来,除就业维度和教育维度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之外,其他维度贫困发生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医疗保险和收入维度最为明显。第二,多维贫困在1999—2003年间有所恶化,此时返贫人口比重高于脱贫人口比重,2003—2010年间有所改善,此时脱贫人口比重高于返贫人口比重。长期贫困人口比重在1999—2010年间出现显著的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返贫效应大于脱贫效应,近年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是脱贫效应大于返贫效应,而长期贫困效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1990年代以来湖北省贫困指数的测算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从多维角度来分析贫困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对于湖北的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等4个维度11个指标测算了湖北省贫困发生率,研究表明湖北省贫困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指标上的贫困程度较高,并且高于收入贫困。另外,数据表明女性户主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的差异不明显,城市多维贫困率较农村而言上升较快。建议湖北省反贫困重点应从关注收入转向教育和健康,并且不可忽视城市多维贫困问题。

相对贫困的国际测量方法、运行实践及启示

科学合理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识别和监测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包括单维收入贫困测量和多维相对贫困测量。通过明晰不同类别相对贫困测量方法的基本内涵,结合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可能给中国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带来的启示。同时指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治理目标,应采取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法,除考虑收入维度外,还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等维度。此外,因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并建立灵活的阈值动态调整机制。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_(0))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_(0)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_(0)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_(0)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_(0)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减趋势,但数值差异较大。提出开展职业教育培训,逐步转变教育思想;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开展节能减排,提倡清洁能源;提升医疗、金融等公共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统计测度及其分解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城镇化步伐加快,中国城市相对贫困问题越来越凸显。利用2018年CFPS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运用A-F法对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和分解,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前期的农村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程度;二是按照省(区、市)样本分解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结果显示各省(区、市)城市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地区的外来人口规模有关;三是通过对比不同指标的贡献率,发现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中心问题是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些非经济维度。最后,对中国城市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了对策建议。

多维深度贫困指数构建与分解

文章将综合模糊集相对方法用于多维深度贫困识别与指标的权重系数确定,并引入贫困持续时间因素构建了一个具有维度和子群可分解性的多维深度贫困指数。该方法以贫困指标的分布函数为基础构造隶属函数,将多维一般性贫困测量A-F方法拓展到多维深度贫困测度。根据2015-2017年河南省深度贫困县入户调查数据,计算多维深度贫困指数并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进行分解,较为精确地测度了多维深度贫困的动态特征。

发展中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

注:a进行跨国比较时请注意,有些国家的某些指标无法获得。指标缺失时,可获得指标的权重调整为100%。b该数据为指定时期内的最新可用数据。e烹饪用燃料指标缺失。营养指标缺失。e住房指标缺失。f儿童死亡率指标缺失。g调查未统计儿童死亡的日期,因此应认为是任何时间发生的儿童死亡。

高龄化、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养老保障绩效研究——基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

快速高龄化是新时代中国老龄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5—2014年的数据,通过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考察了高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病残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在改善老龄健康上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高龄老人长期"带残生存"的问题不容忽视,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受损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突出;女性、农村及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贫困;医疗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风险。鉴于此,政府应在提升医疗及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社区长期照料服务和老年认知功能的早期筛查与干预。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研究

现阶段中国在实现全面脱贫后,进入“后扶贫时代”,单一收入的绝对贫困测度已无法满足中国新发展阶段精准扶贫的需要。因此,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在维度贫困识别与多维贫困总体识别上均采用相对贫困线,研究构建“双相对界限”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至2018年五轮调查数据,测算和分析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研究发现,与多维绝对贫困相比,多维相对贫困显著下降,但群体间的多维相对贫困差异也更为显著,说明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而城乡间和群体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严重,健康贫困将成为中国未来致贫的主因。构建相对统一的多维相对贫困体系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的较优选择。

资源型地区农村多维贫困问题研究——以山西省15个贫困县调查为例

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现实中资源型地区贫困易被忽视。在我国资源型地区,由于资源过度开采,很多地区沦为采空塌陷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破坏,部分农村居民房屋损坏,农民承受由资源过度开采造成的外部性贫困。利用2015年山西省15个资源丰富且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调查数据,借鉴Alkire等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山西省资源型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结果表明,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域农民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住房、饮用水、教育等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存在因煤炭开采带来的负外部性贫困。根据结论,为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的精准扶贫提出建议。

我国现阶段能力贫困状况及根源——基于多维度动态测度研究的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和消除贫困仍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对能力贫困状况的多维度动态测度中,维度等权重情形下教育贫困最为严重,农村比城市严重,同时多维贫困的程度及其下降幅度都并不与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要更有效率进行扶贫以消除贫困的脆弱性与持久性,就得注重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使贫困人口持续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收入识别与长期多维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多层Logit模型来考察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唯一识别标准的贫困瞄准精确度,同时利用多项Logit模型比较低保户、误保户及漏保户这三类家庭的特征,用以分析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单维识别的精确度较低,且误保户与低保户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方面的差异较小,以此证明低保户的实际确定过程中会依据如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患病、住房情况等其他因素,从侧面验证了扶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同样需要统筹兼顾。另外,结合A-F法和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得到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对贫困识别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广西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研究

2020年,中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已被消除,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焦点从绝对贫困转向了多维相对贫困。文章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运用A-F法测度广西多维相对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分析贫困致因,通过划分区域类型,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研究发现:按指标分解来看,收入和教育是主要的致贫因素;按城乡分解来看,乡村的贫困贡献率高于城市。基于结果,研究为缓解相对贫困提出合理建议。

多维贫困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长效机制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建构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保障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从经济和道义两个层面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社会救助制度降低了绝对贫困发展的概率和程度。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社会救助体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减贫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助推力量。但是基层救助人员短缺,救助资金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救助减贫效能的发挥,同时还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调整制度逻辑,提高救助水平,缩小地区间差异,提升基层救助效能应是发挥社会救助减贫作用的政策探索方向。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特征分析——以山西省3个贫困县为例

为更准确、全面反映山西省三个贫困县农户贫困的现状,利用建档立卡系统数据计算出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进而分析三县多维贫困程度及各维度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考虑4个维度时,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8.3%,远高于同期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说,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畜禽贫困维度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成年人教育年限及耕地维度。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林业扶贫减贫效果的异质性研究

文章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首先基于A-F方法对我国多维贫困指数(MPI)进行测度和分解,其次利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对可能导致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异质性特征进行集中,估算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最后利用异质性处理效应(HTE)估计方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对比分析我国林业扶贫政策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减贫效果的差异,并对我国林业扶贫政策减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深入剖析我国林业扶贫政策对异质性贫困户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减贫效果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林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均下表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但由于人口异质性的客观存在,林业扶贫政策减贫效果的异质性也十分突出。在减贫效果的异质性分析中可以发现,对处于第一层级的农户家庭,其多维贫困减贫效果的减贫系数为-0.205,收入贫困的减贫系数为1.593;但对处于第五层级,陷入贫困概率最高的农户家庭,其多维贫困减贫系数仅为-0.097,收入贫困减贫系数仅为0.530。此外,第二层级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户陷入贫困概率层级每增加一级,其多维贫困减贫效果降低0.024,收入贫困的减贫效果降幅为0.243。表明林业扶贫政策对农户家庭的减贫效应随着农户陷入贫困概率增加而减弱。而陷入贫困概率较高的农户家庭通常表现出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总抚养比等家庭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