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实验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教育中枢的教育部与各教育研究团体、专科及其以上学校也先后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为适应国难时局,云集于大后方的教育家,将各类新教育理念与“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实验教育,并卓有成效,重庆也由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中心。考察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开展的基本概况,不仅可以揭示政治变迁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还可以丰富近代教育史研究,对我国现有深化教育改革及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接案头与场上的尝试——大后方导演的编创剧本实践

抗战时期大后方导演编创剧本有对接案头与场上创作的考虑,可借此缓和“剧本荒”下剧目资源与演出客观条件以及导演主观追求的不匹配。导演编创剧本能更好地整合、利用现有艺术资源,维持戏剧事业的生存,获得借演出表达立场、宣泄情感的机会,也可为舞台风格化探索寻得实践空间。导演编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后方演剧活动的开展,也为包括不少“新手”在内的编剧提供了参照。但在艺术资源贫弱的大后方,导演编剧多为保障自己或他人排演的顺利可行,他们更看重剧本“整合演出”的“功能性”,而非“艺术性”,最终导致编创剧本质量的参差不齐。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第五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大后方创设34所国立中学。办学八年,国立中学在提升中等教育水准、助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进中西部文教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鉴于目前少有从兴学育才的视角梳理与考察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实践的专门研究,选择1938年创办,1946年复员,始终坚持在甘肃天水办学,最终形成优异的办学质量,作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国立第五中学作为研究个案,以学校办学历程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还原与再现烽火年代国立五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才的历史图景,加深对其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认识。国立五中在八年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重视延揽品学兼优之良师、重视文化育人、重视积极影响大后方建设等办学特色,足资后世借鉴。深入研究国立五中的办学育人实践,既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也可为推进和深化当前中学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抗战大后方电影报刊的国族叙事与新时代文化传承

大后方电影报刊在抗战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学界对于大后方电影报刊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后方电影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后方电影生产的“缺位”,大后方电影报刊人在办刊宗旨、内容编辑等方面将电影文化与民族抗战这一主题有机结合,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手段激发着受众的民族意识,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为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抗战文化提供借鉴。

浅谈渝派纪录片《大后方》影视创作:导演徐蓓的传承与再塑

文章探讨了大型抗战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对于渝派纪录片的传承与创新,该纪录片在播放之后让短暂沉寂的渝派纪录片又恢复了生机。该片在遵循本土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新时期的多种影视创新手法,不仅延续了渝派纪录片的独特气质,还实现了对本土纪录片形式的拓展与内容的丰富。同时,《大后方》的制作成为徐蓓导演纪录片创作转型的契机,此后她更多聚焦于历史文献题材,为渝派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文章分析了徐蓓导演《大后方》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其对渝派纪录片创作的深远影响。

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

大后方电影是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层面。其历史作用的特殊性与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电影”的泛在勾联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后方电影”既是一个超出传统电影(文化)外延的存在;又是紧扣中国电影镜语体系演变、主导性主题深化这一线索的强力脉动。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见的、杂陈与蓄势并在的场域。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新时期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反思及展望(笔谈)

抗战大后方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值得深化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商人和商会的研究都比较欠缺,战时商会的命运与作用的发挥同样很值得研究。抗战大后方的意义,需要透过对“后抗战时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段进行考察,才能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历史架构。结合现代物理学概念,有助于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同时,目前的抗战史研究对于战时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吸收多领域新知识与新思想,有助于改进思维方法,维护并促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以争取新的学术成果。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1930年10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对川康为重点的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农林、地质的调查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抗战爆发后,由于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影响和鼎力帮助,一大批东部地区的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内迁北碚,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而永载史册。

抗战时期大后方书刊出版概览

抗战期间．饱受战争重创而迁徙到内地的中国出版业．在至艰至苦的条件下艰难复兴与重建，屡仆屡起．显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从规模和实力而论，战时的中国出版业，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战争的恶劣环境，确实较战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但就出版精神而言，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仁人志士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含辛茹苦，弦歌不绝，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是重庆市实施抗战历史文化城市品牌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重庆图书馆界抗战文献资源管理体制与运行模式的创新性实践探索,提出了建立抗战文献的全市一体化管理模式,完善抗战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网络体系,构建抗战文献的信息技术标准化系统,搭建海内外抗战文献的交流合作机制的发展思考。

大后方电影市场文化透析

"大后方电影"是战时中国电影的主导层面,其文化蕴含极为丰富。本文从1941年《新蜀报》月份电影广告入手,透析大后方电影都市院线的运行状况。并通过对整体市场环境和具体个案的分析,深度探寻官营电影制片机构在市场营销这一向度丰沛的历史文化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被迫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工厂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 ,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虽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展和时局的转换 ,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并为嗣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 。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广告宣传与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 ,大后方许多企业通过《资源委员会公报》等刊物大力开展广告宣传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但是由于受战争因素的制约 ,并不是一种纯经济行为。大后方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广告宣传奠定了基础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广告宣传使企业赢得了较大市场 ,同时 。

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章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缺乏整体研究和学术规范的现状,将中国抗战大后方置于中国抗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大背景之下,第一次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系统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表现为,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战场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中共对抗战大后方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

抗战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的认知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其政策演进既与抗战时期中共总体战略紧密相连,又呈现出其独特特点。

抗战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重庆的开埠与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逐渐形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到抗战时期则进而发展成为了大后方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金融的发展,抗战的坚持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战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则使这一特殊环境不复存在,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便难以为继;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重庆,对整个抗战大后方的影响和作用却是重大而深远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增强国防实力,在西部地区大力兴办农田水利事业成为国人共识,在各方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出台了战时水利法规政策;八年抗战期间,对大后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是巨大的,范围、规模、人工、费用、数量、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水利部门对农田水利管理,如用水管理、养护管理、组织管理、水费管理等方面也做了探索。当然,虽然这一时期大后方农田水利建设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