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兴衰研究的三个问题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的兴衰”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之者众。但与1987年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引发的热议不同,彼时争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已经衰落,而此时争论的焦点则是中国的崛起。保罗·肯尼迪近期将推出该书的第2版,他就此所作学术报告的题目就是“大国的兴衰(第2版):在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阴影之下”。

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在“两个大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两个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本刊特约5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的基本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两个大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三个层面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习近平主席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提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宏伟蓝图,对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教育数字化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现实逻辑、内涵要义及发展路向

学习型社会建设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从宏观政策层面为我国指明了建设中国式学习型社会的战略方向。“二十大”报告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是基于人与学习关系深化、教育与学习观念变革、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等历史背景提出来的,其本质核心是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价值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大国,方法支撑是教育数字化技术的全面应用。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提出了数字化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并从文化意识引导、数字技术应用、强化治理监测等维度提出实施建议,期望为我国加快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进程提供策略参考。

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中国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阐释了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明确要坚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释放了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鲜明信号。立足新时代中国国情,有必要以唯物史观理解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进而探讨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现实路径。从发展的视角来看,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是遵循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发展的历史必然结果,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鉴于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着“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现实问题,在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培育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以服务好实体经济为本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致力于金融工作的“稳”“活”“优”,通过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战略稳定

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不仅关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国际战略稳定。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关键行为体,在该领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上存在差异。美国依赖技术优势推行单边主导型治理,将人工智能界定为战略竞争的前沿领域,坚持绝对安全理念,试图将监管体系按照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生态延展并聚焦于数据资源,尝试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非对称单向度的数据流动秩序。中国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朝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朝着普惠、包容、弹性、灵活的方向发展。中国也非常关切支撑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数据资源,努力构建并持续完善以有序流动、分级分类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据治理架构,强调均衡考量各方利益,统筹安全与发展,以此作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思路。展望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各国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

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从基础教育大国走向基础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国经验与议题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建成了基础教育大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建设基础教育大国的过程中,我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积极调动人民大众参与基础教育、加强法治建设、始终把教师摆在重要位置、实施教研员制度、坚持改革创新等。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给基础教育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从基础教育大国走向基础教育强国,意味着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从规模扩大、结构完善、体系建构转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适应甚至引领科技变革、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使命的杰出人才,是建设教育强国阶段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

从大国协调到全球性机制: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的关键是对大模型进行科学分类。大模型可以分为超大模型和一般模型。对于超大模型的治理,可以参考核武器治理的思路,重点是实现超大模型的有限发展和不扩散。对于一般模型而言,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发挥其对各国生产力的推动效应。一般模型的治理关键是对风险进行定价。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全球治理,不仅要充分发挥传统机制的作用,还需要构建新的专门性国际机制,努力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机制复合体。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传统智慧及其阐释逻辑——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例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多方面展现大国治理的传统智慧,在方法论问题上,习近平特别提到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从历史逻辑上讲,习近平古语新说,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注入了更多的新时代内涵。从法理逻辑上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蕴含的传统智慧与全面依法治国、比例适度原则、权力监督制约等现代法治理念和宪法精神深度契合,从总体性、协同性和控制论等不同维度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的法治方法论。从实践逻辑上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念是宪法权衡思维的生动体现,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国际视野下大国人口实力比较与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前三位人口大国,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文章从长时段考察21世纪中、美、印三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发现美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呈现“稳定持续型”,印度则是“壮大发展型”,其变化都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缩减衰落型”,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朝着迅速减弱人口实力和国家实力的轨迹方向发展。对此,文章提出要优化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具体而言,亟须提升生育水平,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政策;提高新生劳动力质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大学如何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来自韩国大学附属终身教育院的启示

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探究科学、创新学术传承文化的最高学府,应当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中承担怎样的责任?文章通过对韩国终身教育相关文献的调研,系统介绍了韩国大学附属终身教育院的发展情况,并反思了我国大学承担终身教育服务的现状与不足,提出推进终身教育立法及配套政策研制,将发展继续教育,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确立为大学的职责;加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建立一支全国性、专业化的继续教育从业队伍;加快教育数字化建设进程,推动大学优质资源及服务向社会开放共享;加快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等建议。

大国合作是国际反恐的关键

2024年3月22日,俄罗斯大选刚落幕,莫斯科近郊音乐厅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重大恐袭。在全球聚焦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之时,恐怖主义作为高悬在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再次肆虐欧亚大陆。从全球范围来看,恐怖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危害远未消失。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GTI)显示。

新时代学习型大国建设论要

新时代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习型国家理念、中华传统学习型国家智慧、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学习型国家思想和国外学习型国家前沿理论。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风险挑战、实现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求共同组成新时代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现实意蕴。新时代学习型大国建设应健全学习型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党,促进人人能学、乐学、善学、勤学,自觉向书本、向实践、向历史、向国外学,加强政策、经费、继续教育和信息技术等供给。

战略科技力量与大国兴衰的逻辑——以二战后美国科技博弈为例

研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影响大国兴衰及其核心逻辑,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大国力量消长,加剧大国安全困境,打破大国内部权力均衡。基于对美苏、美日、美中科技博弈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的考察可见,美国通过科技博弈巩固了霸权,延缓了霸权的衰落,但同时也对自身带来科技伦理风险、技术治理难题等挑战。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改变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一些大国因此更深地陷入美国科技霸权体系,甚至有可能跌落成为次要国家。大国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是关乎综合国力、政治制度、科技联盟与创新模式的全方位博弈,竞争制胜需要具备强大的国家综合国力、良好的政策弹性与制度优势、科技“盟友”支持及灵活的科技创新模式。

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大国竞争背景下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研究综述

在大国竞争带来国内和国际金属资源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新形势下,科学分析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问题对支撑能源转型、保障伴生能源金属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大国竞争背景下伴生能源金属的可持续供给理论机制、评估方法、调控路径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大国竞争对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的影响是在载体金属与伴生金属、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际等多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经济学、地质学和产业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原生供给潜力、循环利用潜力、需求变化和价格机制等不同侧面开发出了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评估方法,随着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现有研究对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趋势的分析从全球尺度向国家或区域尺度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产业链环节提出了包括资源增量路径、资源节约路径、资源替代路径和资源回收路径在内的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调控路径;未来需深入解析大国竞争对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的影响过程、路径等机制问题,融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将大国竞争战略目标纳入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调控路径的研究中,厘清“中国因素”在全球伴生能源金属可持续供给格局中的作用。

大国市场及其特定优势

当今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大国经济成就已令世界瞩目,研究大国经济崛起的规律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大国市场的特征以及大国市场在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优势,以期从大国市场的角度探索大国经济崛起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