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协调到全球性机制: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的关键是对大模型进行科学分类。大模型可以分为超大模型和一般模型。对于超大模型的治理,可以参考核武器治理的思路,重点是实现超大模型的有限发展和不扩散。对于一般模型而言,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发挥其对各国生产力的推动效应。一般模型的治理关键是对风险进行定价。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全球治理,不仅要充分发挥传统机制的作用,还需要构建新的专门性国际机制,努力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机制复合体。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大国协调与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

为什么同一国际金融组织对不同项目的贷款批准时长会存在差别?既有研究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和条件的分配政治进行了丰富研究,但对贷款批准时长的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缺乏充分讨论。文章构建了一个共同代理的理论框架,并以世界银行作为案例,探究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决策效率的影响因素。文章发现,核心股东国在追求本国利益过程中产生的协调成本总体上会降低世界银行的决策效率。当核心股东国的利益攸关度较高时,贷款项目设计的专业性让位于大国政治利益,环境与社会风险评级对项目审批时长的影响减弱。核心股东国的偏好异质性会增加协调成本,显著延长项目审批时间,但其影响会随着核心股东国整体利益增大而减弱。当核心股东国的偏好强度较高时,核心股东国的内部交易倾向会抑制大国协调成本对国际金融组织决策的拖延作用。上述研究发现的现实启示是,除了改革冗余的行政程序,包容性地提升大国政治利益攸关度有利于提升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效率。

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的差异及其当代融合——来自欧洲协调与国际联盟的历史经验

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是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两种重要安全机制。本文结合欧洲协调和国际联盟的历史实践,比较二者的主体、决策程序、规则规范及其安全效果,指出二者各自的核心逻辑,前者强调大国的共识和一致行动,后者强调成员国的道德互助。由于集体安全机制在执行效果方面有所欠缺,协调机制可以弥补它在集体行动、有效干预上的缺陷,而在国际关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集体安全机制则可以弥补协调机制在主体限制、合法性问题上的不足,两种机制功能互补、内在相通。"二战"以后,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在实践中趋于融合。

大国协调: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兼论中国在大国协调中的作用

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特定历史时期大国的战略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当今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走向合作、协调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大国拉到了一起,大国之间不应是敌人和对手,而应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各大国唯有合作、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方能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增进大国协调共创"和谐世界"的伟业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大国协调与全球安全治理:以柬埔寨问题与印巴核危机为例

冷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大国协调治理成为可能。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主体,在治理柬埔寨问题和印、巴核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促成两个地区性冲突和危机的解决或者缓解。"五常"国家的协调治理遵循了大国协调的一般规则与规范,同时又体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协调机制与安理会程序紧密融合;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大国能否坚持长期一致的责任意愿关系到协调治理的最终效果。两个案例表明,大国协调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治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有效手段。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大国协调与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并成为大国竞相关注的战略区域。而中亚各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在中亚各国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大国协调加以应对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具体而言,大国协调是建立在中美俄大国会议外交和协商、达成共识基础上的涵盖多领域、多机制的协调机制,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范与规则行事。推进大国协调的具体机制,可以是囊括中美俄三大国与中亚五国的G3+5机制或八国对话论坛等,借此大国与中亚国家可以共同预防和管理该地区的冲突与危机,以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虽然在中亚地区践行大国协调可能会面临多重挑战,但将其作为一种应对该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可能途径,仍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

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

大国协调已成为构建东亚区域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规范上看,大国协调所拥有的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自我克制等共有规范非常适合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合作安全"理念、"东盟方式"决策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取向。从现实条件看,东亚地缘政治生态中凸显的大国特性和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大国协调,而东亚区域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化有利于大国协调。从经验上看,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提供了在与大国无直接关涉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在次区域启动大国协调的可行路径。新的东亚大国协调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软安全"导向的"多边协调"、综合安全导向的"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东亚峰会和现有的大国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分别是前两种路径可利用的制度资产。第三种路径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旨在应对重大的区域冲突和危机。在实际中,三种路径可以交叉重叠、并行运作,构成一种双边与多边互动的"大国协调网络",由此为东亚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一种稳固而有效的机制。

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

当前,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海洋地缘政治竞争、海洋争议和全球性海洋安全等问题愈演愈烈,世界亟待建立有效的海洋安全制度;另一方面,有关海洋安全的共识、制度和规则极度缺失,整个世界缺乏一个包容各主要海上力量的秩序架构。随着中俄等后发海洋强国的兴起,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的包容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对于中国而言,自身的海洋强国建设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和澄清自身国际海洋秩序主张的阶段。以往的研究往往对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不加区分,宽泛讨论海洋秩序的总体设计,且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鉴此,作者从国际秩序的概念、内涵和构建方式出发分析海洋秩序,意在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秩序演进的二元结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评估中国海上兴起的程度及其对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的具体影响。基于对中国实力、未来海上战略格局发展态势以及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和趋势的考察,中国应该积极构建以“有限多极下的新型大国协调”为基础的海洋安全秩序。该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大国间的相互克制和相互妥协以及基于能力优势的领导作用。协调的对象并非势力范围或力量对比,而是行为规则和规范。其中,“积极的和平”“平衡的自由”和“全面的包容”应是大国协调的主要内容。

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三类平行非正式集团,分别是西方大国主导的非正式集团,如G8和G8+5,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的非正式集团,如G20,以及新兴大国内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如IBSA和BR ICs等。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的涌现,反映了全球权力转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庞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集团身份参与、改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进程。在可见的未来,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将共存、共处,并与正式国际组织一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的大国协调与复合地区主义

在过去10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势头渐起,并且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休·怀特提出了亚洲大国协调的提议。然而,怀特的想法在亚洲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亚洲不认真对待,那么这一提议可能无法实现。本文旨在研究该提议内一些存在问题的假设,并认为,其提议应该将东盟的重要角色纳入考虑,毕竟东盟在当前亚洲举足轻重。本文力主将"大国协调"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复合地区主义的概念,旨在阐明复合地区主义的组成要素,并讨论其将如何缓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

“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基于“妥协-限权宪法-自由与繁荣”这一联想链条，一些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视为一个包含发展出“限权宪法”潜能的政治妥协事件。这一联想机制基于一种良好愿望，但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脱节。1911—1912年，英、法、美、德、日、俄六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大国协调”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这一协调的制度基础是列强之间在辛亥革命前形成的条约网络与银行团机制。列强的“大国协调”加速了“大妥协”的达成，这一妥协对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中包含着的共和政治建设共识极其稀薄；同时，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不断拉大中国国内两大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上国家机器的碎片化带来的困境，使得这场妥协极难产生一些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

东北亚大国协调与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

东北亚地区复合型的安全结构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以应对地区安全威胁,但既有的安全机制并不能有效缓解乃至解决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文章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大国协调机制是可行的选择,它可以与美国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以及已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一道,构成一个互不排斥、互不竞争、互为补充的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以管控地区国家在安全议题上的分歧,有效应对地区安全危机。但是,基于地区安全秩序的过渡性特征,这种复合型的安全合作架构并不能完全消除地区残余的冷战结构,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俄罗斯与G20:新型大国协调视阈下的利益诉求与动力机制评析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至2017年汉堡峰会期间,美、英、法三大国首脑先后更迭,国际时局随之风云变幻,2017年度峰会因此被称"史上最艰难一届峰会"。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退出《巴黎协定》决定以及美欧钢铁税收争端等议题,使大国之间的分歧错综复杂甚至难以调和。未来如何推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有序演变?如何促进新型大国协调机制下G20成员良性互动?评述俄罗斯G8全球治理参与经验,解读相关大国矛盾根源及历史教训,透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G20利益诉求与动力机制,将为准确评估俄罗斯G20战略立场,强固中俄G20战略双边合作,提升全球多边治理机构中的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以及中国有效制定G20战略提供可行性论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