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作出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工作部署。如何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是新时期城中村高质量更新改造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协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目的在于为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画像”,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践模式,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理论。本期特此开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为主题的沙龙栏目,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旨在促进对该议题的广泛交流和讨论。

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基于河涌纳污能力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初期雨水截流标准

为有效控制和治理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溢流的初期雨水污染,选取广州市猎德涌和石井河作为典型河涌,在对初期雨水水质及降雨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复核水域纳污能力,对比分析截流雨量与污染物削减效率,提出了初期雨水治理的截流标准。结果表明,广州市中心城区合流制区域的初雨截流标准宜为8~10 mm,分流制区域的取值宜为5~6 mm。研究结果可为广州市等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初期雨水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超大特大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比分析及对上海的建议

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双碳”战略的主战场,亟须重视全过程碳相关指标跟踪,提前开展科学谋划,进行“双碳”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数据和指标研究。要根据经济、人口、城镇化、绿色低碳等多维度指标,结合工业用电、工业产值、产业结构等数据,深入挖掘低碳城市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构建多城市多指标的关系矩阵,开展路径模拟预测,制定更加合理切实的政策和实施方案。

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是面向特大、超大型城市及区域发展需求,开展学术研究、培养跨学科智库型研究人才、提供决策咨询的高校专业研究型智库机构(下文简称“特大城市研究院”)。特大城市研究院以国家、区域和特(超)大城市发展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发展的重大需求、重大议题和难点问题为主攻方向,以建设聚焦于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具有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能力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首都高端智库为目标,团队成员之间密切合作,优势互补,针对特(超)大城市(北京)建设与治理、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努力成为政府、社会和企业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路径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和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城市要素环境、城市功能和治理结构等日益走向完善的历史进程,反映城市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全面理解城市现代化的深刻内涵,运用整体治理理论剖析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增强人民主体意识,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特大城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技术标准探索

分区规划是特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规划编制技术标准是规划“能用、好用、管用”的重要保障。该文在梳理分区规划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新时代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编制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以济南市为例,立足城市地域特色,充分考虑区县发展实际和管理事权特征,提出分区规划核心思路和目标导向。对济南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技术标准的实践探索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为同类地区提供参考。

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五维”技术体系研究——以北京为例

根据对超特大城市的更新现状分析,从市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视角总结了规划编制面临的挑战,即空间资源复杂性、更新诉求复杂性与制度设计复杂性。从空间维度、组织维度、方法维度、动力维度与实施维度5个维度阐述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维变革,并搭建了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五维”技术体系。同时,将该“五维”技术体系引入北京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编制实践,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工作目标与定位、技术框架与要点、部门协同与规划实施等的内在逻辑与技术体系方案,归纳总结了在资源评估、政策创新、更新方法与平台搭建等方面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坚持绿色发展 优化生态服务 成都市探索超大城市都市林业发展新路径

近年来,成都市作为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中唯一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积极按照国家林草局的部署要求,切实贯彻落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以大城市带大乡村,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系统部署、分类施策、重点突破,强化林业的景观、生态、康养等功效,持续推进林业产品功能向生态服务功能转换,努力推动林业产业发展、林农收入增长、林业资源保护,大力探索都市现代林业改革发展新路径。截至2023年10月,全市森林面积达870.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0.5%。成都林业综合改革经验被国家林草局肯定推广,并在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培训班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多元价值导向下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路径——以西安为例

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改造路径与规划策略的创新探索成为实现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面向新时期城中村改造“公益性”“精细化”“可持续”的趋势,针对既有改造价值导向单一、空间模式单一、实施机制单一的问题,基于对城中村经济价值、保障价值、文化价值的再认知,提出适配“决策—规划—实施”3个阶段的“价值评估—价值转译—价值共享”改造路径。以西安为实证案例,构建城中村多元价值评估框架、创新城中村空间精细管控模式、深化城中村包容合作改造机制,以期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路径与规划应对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与大城市群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与大城市群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代趋向。文章依托产业融合理论,深入阐释数字经济与大城市群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理论逻辑,通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与大城市群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效应,提炼出数字+内容主导型、数字+服务主导型、数字+消费主导型三类数字经济与大城市群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并以此提出实现三类融合发展模式的基本路径,为大城市群文化产业差异化发展及实现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思路方法探讨——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超大特大城市率先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并先行发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高质量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行动,离不开更新规划的战略引领、刚性管控和治理协同平台作用。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规划工作具有高度复杂性,立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解析新时期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职能作用、基本特征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认为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进一步强化战略导向、实施导向和治理导向,更好发挥规划引领、管控和统筹作用,并以郑州市为案例,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和方法,旨在为其他城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启示。

特大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污染源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以成都市主要流域为例,阐明和辨析其河流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和污染特征,为特大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基于2011~2020年成都市河流75个监测断面22项指标的逐月数据,采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和SOM聚类法,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手段,研究成都市河流水质状况和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污染来源。结果表明,75个监测断面中45个“清洁”,5个“较清洁”,1个“轻污染”,21个“中污染”,无“重污染”;“十二五”期间污染断面比例为~36.9%,“十三五”期间污染断面比例由43.0%大幅度下降至2.7%,说明成都市水环境管理与治理措施卓有成效;610个断面年均数据可分为8组,中下游水质普遍较差且差异大,COD_(Mn)、COD_(Cr)、BOD_(5)、NH_(3)-N和TP是研究区域主要污染因子。成都市河流水质深受人类活动干扰,农业面源、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废水污染问题是持续改善成都市水环境的重要任务。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设施建设思考

引言新冠疫情的发生和近年来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形态,具有人口众多、资源密集、功能复杂等特点,灾害风险和应急需求更加突出,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应急响应成为重要课题。

特大城市扩张梯度效应评估及驱动力分析——以南京、杭州为例

不透水地表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探究城市扩张格局的重要依据.以特大城市南京、杭州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扩张指标法、梯度效应分析等方法分析1990—2020年特大城市不透水地表的时空扩张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从扩张面积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南京和杭州的不透水地表扩张显著;2)从动态变化来看,南京和杭州的城市扩张在时间、空间上有明显差异;3)从梯度效应来看,城市市区向周边城市辐射扩张,在距离、高程、坡度等维度上梯度效应明显;4)从驱动力来看,城市扩张发展是内力与外力共同驱动的结果,经济因素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最为显著.

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模式与规划策略

通过对医康养结合的空间特征进行梳理,创新性地提出医康养一体化中心、医康养特色园区、医康养社区综合体3种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模式,从“市级—区级—社区级”3个层次总结提出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空间规划策略。以广州为例,形成“双心引领、三类聚群、社区支撑”的三级医康养结合空间组织结构,并针对各类空间组织模式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以期为特大城市医康养结合的空间组织及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超大特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建构研究

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巨大,体现出高度的城镇化水平,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体现在提供高效优质公共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基石、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分析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特殊性,结合东莞市梳理了超大特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难题,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的完善路径,以期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

特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

鉴于特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及其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其造成强烈冲击。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特大城市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严峻挑战。为提高特大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不断提高治理韧性和治理水平。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借鉴新公共治理理论,从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基础、治理方式四个维度构建了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理论和中国城市的实际状况,从公共管理视角提出我国特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改革的路径。

从《大城小事》看民生调解类节目的叙事之道与创新发展

民生调解类节目作为人民调解与电视媒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探索模式,为日常纠纷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本文以重庆广播电视台的调解类节目《大城小事》作为研究案例,从时空叙事逻辑、悬念冲突安排以及真实背景下的“人为表演”等角度分析节目的叙事实践方式,同时探析其在融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发展思路。面对新环境与新挑战,民生调解类节目只有兼顾“情”与“法”的统一,满足观众信息需求,积极拥抱新媒体,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创新城区视角下大城市老城区工业遗存更新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大城市老城区工业遗存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传承工业遗产文化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如何充分挖掘旧工业用地和老旧厂房的潜在价值,以匹配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功能,促进其优化再利用成为当前大城市更新领域的重要议题。创新城区契合了大城市“创新驱动”与“老城复兴”两大重要发展背景,是由创新科技产业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区重构集聚而形成的新空间模式。苏州西环路科创带是姑苏区实施做大做强科创产业战略、创新都市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国内大城市老城区探索创新城区发展的重要模式。研究以苏州西环路科创带为例,探索大城市老城区工业遗存更新和创新科技产业升级双驱的实践模式,总结提炼中国大城市老城区基于创新城区的工业遗存更新策略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