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律研究——来自6类项目人才简历的实证分析

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带来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大流动”。通过对我国6类项目人才9534份简历信息的提取与统计,本研究初步分析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规律。本研究发现,超过1/3的大学高层次人才入职后发生流动,流动率随着学术层级的提升而逐渐提高,但无明显学科差异;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次数离散度较大,但多集中且倾向于1次,不同学术层级、学科间差异较大;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均约9年流动1次,并呈现出流动周期随着学术层级的提升而逐渐延长的趋势。项目人才称号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流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科属性因素对流动行为的影响;在单位制到聘任制的演进性制度变迁进程中前者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这成为流动频率偏低的制度根源;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速度与学术层级之间存在资历惩罚现象。基于此,我国需警惕项目人才称号作为强有力的流动资本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消除“双轨制”治理格局中的流动障碍;规范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定价机制。

组织文化: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稳定

大学组织文化对引进高层次人才、留住高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本文通过对组织文化的分析,将组织文化理论运用于高等学校,旨在利用组织文化的力量来团结凝聚人才,利用组织文化的力量来稳定、影响人才。

海外经历会影响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吗?

大学高层次人才在国别、区域和机构间的流动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广为关注的议题,但对其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基于经济与专业发展,而从个体因素角度的研究较少。研究以1999—2014年共计1840名高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者为例,将“海外经历”视为大学高层次人才重要的群体特征,利用CV分析法和Logit模型,分析其与职业流动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本土人才,拥有海外经历的人才选择“跳槽”的概率更高;相对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外工作经历更可能促进大学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流动;在流动路径和模式上,具有海外经历的高层次人才与本土高层次人才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年龄、性别、学科和地区GDP,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和“年龄”亦是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说明,“海外经历”是职业流动的重要资本,亦提升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意愿,部分原因是“海外经历”使得大学高层次人才与本土学术网络的联系较松散,“流动成本”更低。

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对其学术表现的影响研究

大学人才流动不仅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还在科学知识生产中具有重要价值。为分析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对其学术表现的影响,研究利用相关数据从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学术竞争力等维度对比研判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前后的学术表现。结果表明,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对其学术表现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后的良好学术表现受诸多因素影响,不仅得益于人职匹配效应与学术网络优势,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学术锦标赛的驱动。对中国大学而言,基于金钱刺激与绩效考核的驱动力难以持久,要更有效地调动人才的创新积极性、激发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必须建立健全更加科学的激励机制。

政府主导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的潜在风险及其突破——哲学视角的审思

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中进入大学治理的中心,并基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理性化思维强制给大学设定一套人才竞争的行动准则,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由此被人类理性主观建构为政府主导下的治理行动。然而,理性的自负引致公共权力的扩张从而使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被外部利益嵌套,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将大学高层次人才演绎为符码化存在,知识生产的规训机制意味着大学学术发展陷入严密监控的全景敞视主义。承认理性不及才能实现政府主导下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的突破,这就需要在重思科研探索的本质中承认试错的意义,正视价值性问题的价值以转向人才竞争的学术需要,尊重“分散的知识”从而发挥自生秩序的内在约束力。

学术制度变革与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变迁——来自我国6类项目人才履历的实证证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制度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为研究学术制度变革影响下的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变迁,在线抓取6类项目人才9534份简历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规模、流动频率和流动周期中的变化与年代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改革开放后从单位制到聘任制的制度转换带来了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规模的快速上升,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两大工程与"双一流"建设将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规模推向高峰。尽管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率在7代人中逐渐降低,但制度变革对人才流动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龄对50后、60后流动频率的制约。学术制度变革对有序流动的合法性辩护使7代大学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周期逐渐缩短,但各学科间的变化速度存在较明显差异。

大学高层次人才生成中国际学术流动及演变——基于我国5类项目人才履历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5类项目人才7541份简历信息的统计分析显示,40年来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求学期与工作期的国际学术流动率不断下降,但表现出向世界一流院校和顶级院校集中的发展态势;40年来北美、欧洲和东亚作为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境外求学与工作的主要区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崛起弱化了北美的中心地位。研究认为,基于效率主义取向的重点大学政策在提升我国大学实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的国际学术流动率,"一带一路"沿线作为新的国际迁移地可有效规避高端人才流失的潜在风险。为此,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并理性看待国际学术流动在大学高层次人才生成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