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中的音乐大批判

“文革”期间,在极左政治的严厉钳制之下,音乐界出现了“大批判”的狂潮———批判中、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和优秀的音乐家。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各类中国音乐作品的批判。其批判的方法完全是政治性的,采用的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人、对作品都采取彻底否定、绝对批判的“无限上纲”的方式。几乎所有的“文革”以前的优秀中国音乐作品都被扣上了“封、资、修”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并禁止演出。本文广泛收集了“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和各种小报、刊物资料,列举了对歌剧《长征》、《洪湖赤卫队》,以及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音乐作品的“批判”。并指出:音乐受到政治强权的严重摧残,集中展露在“文革”时期对优秀音乐作品的批判上,这是音乐史上难得的极左标本,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

电影大批判:发动与运作

电影大批判是大批判中最重要的领域,它由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上边是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及各单位的写作组,下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造反组织。写作组最早出现在上海,"文革"中推广至全国。写作组与媒体密切配合,由领导确定选题规划、重点稿件由写作组负责,配合性稿件由媒体安排。群众造反组织搞大批判花样繁多,主要的批判方式是出版报刊和编印图书。与群众造反组织的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式的批判不同,写作组重视资料和文本,用激进派的观点剪裁事实,重新解释历史是其特征。

党报党刊从大批判走向拨乱反正--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百年历程(六)

党报党刊从1957—2011年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一是在“阶级斗争”与大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岁月,接连发生惨痛的失误;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党报党刊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宣传,全力为祖国和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论“文革”“革命大批判”的主要特征

在极“左”政治的强力控制下,“文革”文艺与政治高度一体化。文艺自身没有运动,政治运动支配着文艺运动。作为文艺活动的一部分,“文革”文艺批评也不能不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沦落为“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为极“左”政治服务。批评家主体意识普遍丧失,批评理论资源奇缺,致使文艺批评既不具有“科学性”,也不具有“文学性”,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本体特性。

PE“大批判”——2012浙江省股权投资峰会在三亚举行

投资机构应该回归本源，首先是为产业资本提供服务，投资者和企业家是伙伴、兄弟、朋友，而不是被动合作的“敌人”。

“文化大批判”与反右斗争的内在联系

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的"文化大批判",旨在通过对文化名人及其作品思想的批判,来消除旧社会制度的影响,更新观念,改造知识分子。早期文化批判是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而出现的,但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认识出现偏差,"文化批判"

反思精英白领危机——《北大批判》选载

从《北大批判》一书中可以看到,高端人才的危机不仅是中国直销业紧缺,传统行业同样不足,尤其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不仅是内资企业急求,外资企业也因为在中国缺少合适的人才而感到了发展瓶颈。《北大批判》探讨的正是,中国人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文节选自该书,有删节。

“四清”运动期间的文化大批判——以《红旗》为个案的研究

《红旗》杂志在"四清"运动期间组织和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批判的文章,其中既有对文艺界的批判,也有对哲学界和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它们不仅加深了"四清"运动"左"的错误,而且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序幕,使运动由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直指中共中央领导最高层。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本文是薄一波同志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的一篇。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开展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作了系统的论述。征得作者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同意,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大批判”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彻底否定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大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依据，以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等为基本方法，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成为推行“文革”的重要手段。

2010年十大批判观点

阅读提示 2010各类批判性的观点难以胜数，编者以公众关注的负面新闻事件为参照，整理出2010十大批判观点，为读者提供一个回观2010年的独特视角。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薄一波同志的重要新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分上、下两卷,共43篇,80余万字。上卷已于1991年出版,下卷于今年7月出版。这部巨著的上卷,写的是1949年接管平津、创建新中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8年间的重大决策与事件;下卷写的是1957年至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党中央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事件。这10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作者对某些方面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左”昀失误,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以重墨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令人信服的评说。薄老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和若干重大决策的直接参与者。他根据个人的回忆和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材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多年中的许多事情作了十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毫无疑问,这部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不但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独到的见解,而且对提高坚持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卷出版以后,曾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学术界、读书界的热烈欢迎。我们深信,下卷的出版,更将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目前,这部力作的下卷已经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征得作者的同意,本刊特转载该书的第42篇《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以飨读者。

关于“大批判情结”、政治敌意、诗的诠释诸问题——对“南乡子”《诗评家的邪路》一文的答辩

读了《华夏诗报》1993年6～7期上刊登的《诗评家的邪路》(作者“南乡子”)后,感到有些话要说,特对文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如下:一是陈绍伟先生是否“有‘大批判’情结”问题,诗歌界自有公论.据说在《华夏待报》今年春天牵头发起的国际华文诗人惠州诗会期间,就有与会部分著名诗人指陈先生为“棍子”.关于这一点,陈先生本人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造谣诽谤”.他写的重头文章《重评北岛》,以人废诗,严重混淆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北岛诚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出走后的言行本人也毫不赞同.但前期北岛与后期北岛毕竟有一定区别,不应借批北岛为名将“朦胧诗”一棍子打死.陈文的效果,正起到了向明先生在《不朦胧,也朦胧》一文中说的把朦胧诗“批判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一股逆流”的作用(《华夏诗报》转载此文时,此句只剩下含糊其词的“被批判为有负面意义”.编者自然可以删改别人的文章,但既标明是“转载”,删改时却不作任何说明,这不是老实的态度—尤其是删改境外诗人的文章).对陈先生这篇文章,大陆诗坛当时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他批北岛时,连北岛写于“文革”时的反“四人帮”的诗也给予无情挞伐,这未免“太离谱了”.二是“南乡子”是否是“陈绍伟”化名问题.陈绍伟先生在今年6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

大批判

“批判”是一个舶来词语．源于德语词“kritik“．我国学者也曾经做出过多种不同的释义．王国维译为“批评”．胡适译为“评判”．胡仁源译为“批判”．贺麟译作“论衡”．后来“批判”成为公认共用的译法。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前总理温家宝深感不安的问题。西方的研究咨询机构也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

新潮过后的理性回归——由王广义《大批判》说起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全国都在受到新观念的洗礼,85美术新潮就是其中最为鲜明的一面旗帜。文章通过王广义代表作品《大批判》的重访,反思了新潮美术的当下意义。

谁是“棍子”？谁在搞“大批判”？

谁是“棍子”？谁在搞“大批判”？何言哉８０年代中期，当时党的总书记宣称：清除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这个所谓“两个不提”，使得正在开展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倾向斗争受到致命的挫折，原来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人都像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误一...

我院召开师生员工革命大批判会

四月下旬，我院师生员工分别在院本部、尧山师训班召开革命大批判会。在会上发言的有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同志、老红军、工人、学生、教师、干部代表等二十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