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散文”何以入史——从一个概念重返1990年代

近年来,1990年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尽管在方法论上延续了“重返1980年代”的思路,但1990年代的特殊性体现为其内在于当下的在场性,因而“重返”也有“溯源”之义。在对诸多文学现象的打捞与重审中,散文并未受到(长篇)小说。

文化大散文刍议

文化大散文也称历史文化散文,是文学创新与探索的一种产物。它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史融合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就是说,作家最初的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文化大散文之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一是由于作家主体意识、文化修养的强化,二是许多作家读者出于对当时的"散文消费品格"的不满足感而产生的深度追求以及大批学者的加盟;学问负累过重、价值观念先行、缺乏生命体验与独特的精神发现、形式佶屈板滞是其创作中的缺憾。

贾平凹“大散文”观的理论误区与现实意义——再看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散文论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大散文"观是呼应声最高的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倡导口号,但是它的提出也受到很多质疑。在"大散文"与"文体净化"观的争论中,大多支持或批评者非此即彼,但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实践表明,有必要客观地辨析这场论争中的是是非非。我们要看到"大散文"观对散文题材、审美境界片面求大及抹煞文体界限而陷入了理论的误区,不过,它的提出源于提升散文身份与地位的焦虑,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

余秋雨文化大散文成就

余秋雨先生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先河,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彼岸的桥梁,为推动中国当代大散文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他的大散文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高。

大散文概念与大散文文体

本文为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综述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大散文”概念认识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对散文重“类”和重“体”认识上的分歧。笔者认为,从文体上而言,的确有一种“大”散文出现应予认定。第二部分,阐述“大散文”的艺术的审美特征,它们是:一、大篇幅、大格局;二、大境界、大气象;三,文化内涵和文化思考。

对于“大散文”和“文化散文”的思考——夏坚勇《湮没的辉煌》读后

90年代以来 ,出版界、批评界先后出现了“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提法。这些提法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联系上述提法产生的具体背景 ,结合夏坚勇同志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 ,对此做了分析 ,认为题材的重大、体制的宏大、内涵的丰富深刻、行文的自由大气 ,是“大散文”的主要特征 ;“文化散文”则是“大散文”的一种类型 ,也被称作“学者散文”。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从“文化大散文”看李存葆的文化心理结构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是当代"文化大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李存葆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使他具有悲悯的入世情怀;雄健、刚劲、慷慨悲壮的军人气质深入到他的血液中,使他的散文有一种大气磅礴、阳刚勃郁的"力之美"。

文心共戎装一色——李存葆“文化大散文”的绿色主题

当代军旅作家李存葆的"文化大散文"主要是围绕绿色主题而创作的。李存葆以文化为立足点,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深切关注我国及全球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针砭时弊,为人类寻求克服困境以自救的绿色道路。他是一个拥有绿色文心———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类关怀"、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终极关怀的作家。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1990年代文化大散文与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建构

1990年代,文化大散文以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向包括非知识分子群体在内的社会人群传达和阐释知识分子话语,并将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言说方式印证了齐格蒙.鲍曼所谓知识分子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型过程中,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转变。"阐释者"身份的确立标志着知识分子群体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分化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初步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

另一种文化大散文——以熊育群的作品为例,兼谈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伦理

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两个基本的写作路向:知识论的和生存论的。知识论的写作路向意味着写作是概念化的、公式化的、先验的,多以现成的知识观念(认识)作为演绎对象,与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相隔绝。生存论的写作路向则意味着这种写作试图抵达知识得以形成的更具本源性的生存领域,和具体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是互通的,因此其性质是非概念化的、非公式化的、经验的。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大散文,大多是走知识论的写作路向,熊育群的散文集《奢华的乡土》、《路上的祖先》却处在从知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变旅程中。它们立足于鲜活的文化现场,敢于远离现成的文化结论;它们坚持回到生活世界本身,让文化如其所是地显现;它们坚守的是生存论的写作伦理,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文化大散文。

香港当代“大散文”浅论——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散文为例

文章从大散文的角度,选评20世纪60年代四位香港作家:司马长风、叶灵凤、黄蒙田、思果,并以其创作反映这阶段香港散文的创作情况。文章指出上述作家的创作内容丰富、成就显著,表现了大散文多样化的特征,对80年代以后的散文创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文化大散文的跨域传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启示——以保定市的“四则运算”为例

文化大散文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因其拥有跨域传播的文化建构功能,故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一种文体,其纪实功能对日常生活的重现,真情实感对读者的感召,以及文化之思对生活的介入等一系列功能,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名城提供了文化建设的诸多启示。

从“文化大散文”看李存葆的文体探索

当代“文化大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李存葆是个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对散文文体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他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跨体、跨文类写作,借鉴小说、诗歌、论文、报告文学、戏剧的笔法写散文,将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等表达方式融为一炉,根据需要随意取用,体现了他驾御多种文体并融汇贯通的高超能力,使他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他们缘何“风骚百代”?——读李元洛诗文化大散文集《风骚百代》

在我国两千几百年诗歌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诗人。其中有一批诗人尽管已辞世干百年，但他们仍然“风骚百代”。不只是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而且他们的名字仍然如“不废江河万古流”。他们因何“风骚百代”呢？著名诗评家、散文家李元洛在他的“诗文化大散文”《风骚百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对这一中国文学史的大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又是富有创意的回答。他认为，他们之所以“风骚百代”，

试论大散文的叙事特征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贾平凹倡导的“大散文”理论 ,在散文理论领域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多数散文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其特征及分类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从大散文的叙事视角。

“散文热”与“大散文”

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激起过阵阵轰动效应的诗歌、小说、戏剧相对沉寂下来,一直无声无息地与之同步发展的散文忽然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不仅许多已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甚至管理、科技等领域已奠定地位的主体趋向散文创作,而且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物也纷纷涉笔散文加之各种大众传播传媒介如报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幅需求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散文热成为本世纪末中国文坛一大景观。然而，作者、作品众多，堪称大作、力作者较少，间或有一些“最强音”（丹纳语）喊出，旋即被淹没在一片大众化喧嚣之中。对此已有不少评论家、作家表示忧虑，开始关注散文的“热”与“冷”，并提出“走向大散文”、“散文精品化”等主张。笔者同意上述论者的识见，这里拟就这股“散文热”来龙去脉的梳理，谈谈我们对这股“散文热”的认识．以及对建构大散文的几种理解。

“兵书”也是大散文——略评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

王宗仁先生是著名军旅作家,他从1973年出版第一部作品至今已有38部作品问世,其中专写青藏高原军营生活的占了一大半。散文集《藏地兵书》就是这些作品的精选,它以大题材写出了人间大爱,所以"兵书"也是大散文。

精神的放飞——对“文化大散文”的索解与审视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追寻探问精神。而在当代,这种追寻探问精神与现代忧患意识,独立思考精神,高层次文化理想,完善的文化人格的共同构建,体现在散文领域,便是一帧独特的风景——文化大散文。

“大散文”质疑

“大散文”质疑张春宁近三四年，“大散文”的呼声不绝于耳，影响不小。这个提法的出现，固然给散文领域带来了某种新风，但无论是这种提法本身，还是它引发的各种文学实践，都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甚至偏颇失当之处，也给散文事业造成若干混乱，因此，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