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侦查:以信息自决权为主线

大数据侦查,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信息技术对存储于网络与计算机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从而发现犯罪线索、证据信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行为。相较于传统的侦查行为,大数据侦查经常用于立案前的线索收集,通过“情报—侦查”一体化实现更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打击,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刑事诉讼所构建的侦查行为合法性审查机制,导致传统的程序制裁模式失灵,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应引入实体制裁模式,在宪法上证立信息自决权这一新型基本权利,准确理解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领域保护等法律原则,实现对大数据侦查的有效规制。

大数据侦查中的算法权力构造及其规制路径

算法与大数据侦查的共振极大提升了算法权力的外部效用,算法通过隐私计算整合了数据关系,聚合了侦查的监控能力。通过预测犯罪延伸了侦查的时空触角,追诉行为出现预防化特征。通过自动化决策将基于警察个体的经验法则运用概率化,加强了算法决策的专断性。算法的外部效用形塑了算法权力的内部构造,大数据侦查中数据分析型职权的成型、预防性职权的渗透以及数字化的决策程序成为算法权力形态。面对算法权力的扩张,程序法上应当更新规制框架,包括构建以限制算力为核心的数据分析型职权规制框架,确立以场景为标准的警察预防性职权与侦查权的界分点,构建以线索生成为取向的算法决策边界。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进路

大数据技术加深了侦查活动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干预程度,给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大数据技术的专业性导致侦查主体的潜在扩张、相关性侦查逻辑诱发信息收集范围扩大,大数据技术的无形性使侵权行为更为隐蔽。由于大数据侦查的程序规则以及刑事侦查领域个人信息受损救济机制的缺失,加上传统的知情同意规则在侦查阶段存在适用上的困难,个人信息保护在侦查程序中始终难以落实。因此,应采取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并行的规制路径,在以法定程序规制大数据侦查行为的同时,建立贯穿侦查程序的数据权利体系,实现犯罪控制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良性互动。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风险及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节约了司法成本,提升了打击犯罪的效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公民个人信息的风险,包含信息收集主体多元化导致全景式监控风险、数据共享增加泄露风险、数据深度挖掘引发滥用风险。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侦查行为定义模糊,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侦查人员和公民对个人信息缺乏保护意识。通过明确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大数据侦查行为的性质,严格贯彻比例原则,划分个人信息使用边界,赋予信息主体积极权利,构建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管理使用的规范机制,从而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个人信息的的双重目标。

大数据侦查与隐私计算:冲突、应用与风险

数据价值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是大数据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大数据侦查遵循数据价值链条的生成规律,也同样无法回避数据价值与数据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将隐私计算应用于大数据侦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其中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数据合规使用的要求,加速数据流通,实现大幅提升侦查效益、充分发挥数据价值的效果。同时要辩证地看待隐私计算,其应用于大数据侦查中产生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隐私计算应用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多方生态的融合持续加速,其应用风险也会降至合理范围。

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纾困

大数据侦查以其高效全面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处理的优势,在与新型犯罪博弈中价值突显。与此同时,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价值膨胀、侦查权扩张及侦查侵犯个人信息的复杂场景引发了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当前仍存在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缺位、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个人信息受损救济路径过于狭隘等问题,为弥合大数据侦查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矛盾,可以从三条进路完善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一是顶层进路,在立法规范层面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和适用的法律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本土化改造;二是监督进路,通过完善内外部监督,构建大数据侦查的混合监督机制;三是救济进路,通过司法救济和非司法救济双重拓宽大数据侦查侵犯个人信息的救济途径。

大数据侦查学若干问题研究

大数据侦查是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机结合,是侦查机关为了侦查破案,对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开源网络数据与内部系统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抽取和集成,并进行深度的分析研判和结果运用的活动过程。大数据侦查实践的普遍开展必将带来侦查思维方式、侦查手段和方法的巨大革新,并孕育和催生大数据侦查学新学科的诞生。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大数据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机关如何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发现、控制犯罪和揭露、证实犯罪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是公安学一级学科所属侦查学的分支。大数据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原理、大数据侦查的技术与方法。大数据侦查学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理论体系和对策应用体系。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定位与法律规制

互联网时代,准确定位大数据侦查是有效控制犯罪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以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侦查不管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无法对以信息为核心的传统侦查进行颠覆并替代。从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界定标准以及域外大数据侦查的立法经验来看,大数据侦查本质上应是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尚未将其纳入强制性侦查措施且缺乏有效监督。根据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有必要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为核心构建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

大数据侦查措施程控体系建构：前提、核心与保障

在"拥抱大数据"的政策导向下,理论和实践领域更加重视对大数据证据问题的探索,而缺乏对大数据侦查措施关涉问题的必要警惕。事实上,相比较大数据证据的理解与适用,对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程序控制更能彰显依法治国、程序优位之精神。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程控体系应当包括作为基本前提的概念辨析、作为核心内容的层控模式导入和作为一般保障的配套制度设计。大数据侦查措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侦查措施,应当被纳入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范畴,但与技术性侦查措施有着明显区别,应当分而视之;严谨的大数据层控模式应当包括以内部自律为主的起点控制,以行政干预为主的过程控制以及以司法审查为主的结点控制;大数据侦查措施配套制度的关键在于对知情权的保障,由此方显完善数据披露制度和专家参与制度之意义。

大数据侦查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和认识的逐步深入,政法学界开始关注侦查领域大数据的应用研究,于是"大数据侦查"的概念应运而生。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于"大数据侦查"基本含义的理解多种多样,而对其基本范畴和核心内容的讨论也涉及甚少。因此,从广义的角度对"大数据侦查"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大数据侦查的基本范畴,重点分析讨论大数据侦查模式、大数据侦查思维、大数据侦查方法等三个问题,以及提升预测侦查能力、主动侦查能力、协作侦查能力、效益侦查能力等五种侦查能力,以促进大数据侦查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大数据侦查”质疑:关于大数据与侦查关系的思考

对"大数据侦查"及相关概念如"数据化侦查""数字化侦查"等进行梳理、辨析,可以发现,当前有关大数据应用于侦查的研究存在概念炒作及大数据崇拜现象。大数据只是侦查的一个要素,并未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型,并未导致侦查发生根本性变革。"大数据侦查"概念夸大了大数据对侦查的影响,也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反而不利于大数据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在大数据应用于侦查的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中,应把握好大数据环境下侦查工作"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坚持多种侦查方式的融合互补,规范并节制大数据在侦查中的应用,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大数据在侦查中的应用。

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制原则

“互联网+”时代,以海量数据积累为支撑,受益于大数据收集、传播、储存和分析技术进步的大数据侦查技术正在全面普及并得到日益重视。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大数据侦查在优化侦查方法、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正挑战着传统法律秩序,具有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特别是隐私权构成威胁的风险,据此,应建立在对大数据侦查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探索其法律规制的比例原则、合法性原则、责任与救济原则、数据正义原则等原则。

大数据侦查之法律困境与应对

大数据侦查使侦查方法和效果得到质的变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规的侦查手段,但是大数据侦查干预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益及隐私权,目前存在数据收集越权、大数据侦查手段无法可依以及被侵权人救济不足等法律困境,对理论和实务都造成了较大的困扰。理论上,“公共利益豁免机制”可以用来解释大数据侦查的正当性;立法上,要完善对公安大数据收集的授权;侦查机关利用公安大数据开展侦查要获得《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并根据大数据侦查手段对公民权干预程度的不同设定不同的规范尺度;还应当认识到信息时代保障个人信息利益和隐私权的重要意义,强化对大数据侦查侵权行为的赔偿救济。

大数据侦查的实践问题与对策研究

为因应犯罪升级变化的新情况和推进大数据侦查,公安机关着力于大数据侦查的"海量数据""侦查平台和技术""侦查人才"等三大要素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理念改变、侦查力量变化、监控型侦查增多、侦查成本降低等变化。但大数据侦查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存在数据壁垒森严、技术无法满足实践需求、人才储备不足等困境,大数据侦查应用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的矛盾尚未有良好的平衡方案,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大数据证据的效力等法律问题尚未厘清,未来还须加强人才建设、技术升级、理论探讨、制度革新等工作。

第三方平台数据的有序利用与大数据侦查的隐私权问题——以美国“第三方原则”为视角

刑事侦查发展至今,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将目标指向第三方数据平台所持有的个人用户数据上,取证模式也从自行取证发展到利用第三方数据平台的大数据侦查取证。这种取证模式带来个人数据隐私的担忧,放大了嫌疑人权利保障程度不足的疑虑,这是信息时代下刑事诉讼程序面临的新问题。但“第三方原则”在科技社会中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会对公民隐私权的保障产生影响。为此,美国大数据侦查在实践中反思“第三方原则”的理论基础,适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利用之间寻求动态的利益平衡。这些经验对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犯罪治理功能:问题、内涵及边界

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的犯罪治理功能从事后控制犯罪向“预防-控制”犯罪治理格局转变,犯罪治理的事前预防功能凸显,强调多部门共同参与、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理念。实践中,大数据侦查预防犯罪功能主要体现为对“事”(犯罪事件)的预测和对“人”(高危人员)的预测两种方式;大数据侦查的控制犯罪功能体现为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势提升侦查效率与效果。尽管大数据侦查“预防-控制”格局具有显著犯罪治理优势,但是国家治理视角下大数据侦查犯罪治理功能的实现仍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与推进。具体而言,通过界定强制性大数据侦查与任意性大数据侦查的界限,解决大数据侦查启动时间点前移与立案程序之间的矛盾;严格恪守比例原则,保证大数据侦查措施适用的合法性、必要性和适当性;强化检察部门的外部监督,保证私权力与公权利之间的平衡;适当借鉴信息公开制度,缓解公众对权力运行的担忧。

大数据侦查模式之下相关性关系的证明浅议

大数据侦查模式是近年来我国侦查模式演进的最新表现,其所蕴含的侦查行动逻辑立基于海量数据的云计算技术,并以预测性功用为侦查人员所钟爱。数据的相关性关系是此种侦查模式的分析核心,其有别于传统侦查注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分析思路和行动指向。确定性因果关系分析存在自身局限,而相关性分析恰好可以补足此中缺憾。

大数据侦查运行机理研究

侦查机理是维持侦查工作正常运行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原理。大数据侦查的运行机理包括认知机理、方法机理、证明机理和预测机理四部分内容。在大数据侦查的认知机理方面,应当摒弃当前过分倚重大数据相关关系而忽略因果关系本质的误区,构建大数据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动态互动的良性认知格局;在大数据侦查的方法机理方面,应当纠正大数据技术完全代替传统侦查逻辑的错误观点,建构大数据侦查方法与传统侦查方法互为验证的协同共存模式;在大数据侦查的证明机理方面,应当摒弃“侦查中心主义”传统思维而回归“审判中心主义”现代刑事司法理性,构建基于立体化犯罪事实创构的多维数据画像体系;在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机理方面,应当纠正过分强调事后被动型的侦查回溯性逻辑而忽略大数据侦查事前主动性预测的显著特质,构建基于高危人员与高危犯罪类型二元共存的侦查预测体系。

数据保护原则视阈下大数据侦查的立法规制

大数据侦查是大数据与侦查的结合,大数据是大数据侦查区别于传统侦查的关键变量和本源性因素。因此,从数据逻辑切入对大数据侦查的立法规制是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数据保护原则是数据保护领域的黄金法则,具有控制大数据侦查权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积极作用。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框架下,数据保护原则的子原则——目的限制原则、数据质量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保留限制原则以及数据安全原则是大数据侦查立法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及相关部门立法应根据相关原则蕴含的法律精神完善大数据侦查有关的立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