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网络水军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大股东减持视角

清朗的互联网环境是我国建立“网络强国”之基础,水军作为极具诱导性的群体严重干扰了网络秩序。本文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水军识别策略,并以大股东减持为场景,探究水军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发生大股东减持,大股东减持期间水军活跃度明显上升。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上述趋势在股价波动性高、个人投资者关注度高、分析师跟踪数量少的公司更明显。此外,对于存在水军活动的减持样本,其股价在完成减持前迅速上升,而后出现“断崖式”下跌,而无水军组不存在此种趋势。上述结果意味着,大股东雇佣水军拉升股价后进行减持,扰乱了证券交易秩序,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开拓了资本市场中水军行为研究,对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环境及网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减持、股权质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

大股东减持行为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研究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对于进一步规范大股东行为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2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定量评估了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同时考虑了股权质押这一变相减持形式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股权质押率越高,股票收益率越低。异质性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相比于国有企业,股权质押更可能成为非国有企业大股东变相减持的方式,从而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需要投资者加以关注。最后,本文为我国减持新规的进一步优化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医药行业大股东减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股权分置的改革促进了A股市场的全流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大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本文选取2012年~2022年期间医药行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该行业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存在大股东摄取公司超额利益的现象。同时研究表明,公司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性越强。基于此,本文对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提出了加强内部优化、强化企业信息披露、完善规章制度及加大监管惩处力度的建议。

上市公司定增中大股东减持行为的法律规制——以现有限售期制度检视为视角

随着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规模的扩大,大股东违法违规减持行为也愈演愈烈。享有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凭借自身表决权及信息优势,利用定向增发配合减持行为套现谋利现象盛行。现行对定向增发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监管以强制性限售为主,对减持行为的内在动因考虑不足,已无法满足证券市场发展需要。特定股东持股限制实际上是包含股份限售及解禁后的减持限制、信息披露等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故在借鉴其他特定股东减持规则的基础上,证券监管机构应树立“疏堵结合”的监管理念,从强制性限售逐渐向约定性限售转变,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建立与证券发行市场相协调的长效监管机制。

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以C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现象频发,一些大股东通过发布利好消息推高股价,进而高位抛售股份来获取超额收益,这造成资本市场不稳定,也使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本文以C公司为案例公司,采用事件研究法,对C公司大股东减持过程进行了梳理,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其减持动因,接着对减持事件的短期市场效应进行探究,由此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关建议。

金科文化大股东减持动机分析

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波动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就王健自2019年以来持续对金科文化股份进行减持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并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大股东减持动机以及带来的影响,以期对未来研究大股东减持行为有一些启示。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积极业绩预告:利公还是利私——基于大股东减持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大股东^(1)减持前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业绩预告是否具有自利动机、有何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减持前,上市公司自愿发布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显著更高;在大股东减持年度,自愿性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显著更高;且减持前的自愿性积极业绩预告具有显著更高的超额回报。以上证据表明,上市公司在大股东减持前发布的自愿性积极业绩预告,更大概率上出于大股东的私利,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披露的原则。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自愿性业绩预告动机的文献,为改进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和大股东减持的监管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减持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随着大批限售股解禁,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在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大股东减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最优减持与其现金流权及公司治理水平正相关,而与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负相关,且减持并非其必然选择。同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基于第一大股东减持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理论发现。文章揭示了大股东减持的内在机制,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持股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市场上的减持现象。

基于股东侵占模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通过构建单个股东和多个股东侵占模型,分析大股东减持问题,发现影响大股东减持的因素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属性、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投资收益率分离度及股权制衡程度;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东属性对大股东减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制衡程度对大股东减持产生负向影响,而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及投资收益分离度与大股东减持的关系则并不显著。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盈余管理、非年报效应与大股东减持

本文利用2007-2010年间沪深A股532家上市公司的2191个减持事件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非年报效应与大股东减持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大股东减持力度越高;而且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明显的非年报效应,选择在中期报告或季度报告期间减持的大股东的减持力度更大;而考虑盈余管理对非年报效应的依赖性后,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而且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被明显放大了。而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大股东减持存在明显的"三季报效应",大股东会主动通过第三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达到减持目的。

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公司业绩与大股东减持规模

以2007—2010年间沪深A股的568家公司的2383个减持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公司业绩与大股东减持规模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较之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中大股东减持规模更小;而较之业绩较差的公司,业绩良好的公司中大股东减持规模也更小;进一步,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大股东减持的关系会依赖于公司业绩,在分配与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中,随着公司业绩的提升,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变化会明显不同。

大股东减持的市场反应与影响因素——基于市场氛围的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基于市场氛围对大小非减持的市场反应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确产生了短期的市场财富效应。大股东减持幅度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负相关,在股市上涨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为显著。公司投资价值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显著相关,但影响方向并不一致,投资者表现出偏好逆转现象,说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有限。

公司治理结构、债务期限与大股东减持规模

屡见不鲜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已成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11-2018年间1743家A股上市公司的3330个大股东减持事件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债务期限与大股东减持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规模与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与独立董事比例负相关,但两者均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短期债务占比越大,债务期限越短,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小。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治理结构和债务期限视角,就如何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大股东减持伤害了实体经济吗

本文从加剧公司融资约束和促使管理者投资短视两方面检验了大股东减持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机理,研究结果发现:(1)在大股东减持的公司中,公司投资规模与投资机会的敏感性显著弱于没有减持的公司;(2)大股东减持抑制而不是提高了股价高估对公司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仅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融资约束效应,不支持投资短视效应。这与已有研究关于大股东减持传递公司估值偏高和盈利前景不佳的信息,减持前存在较强的信息操纵行为相吻合。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内部人交易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视角,也有助于监管机构制定政策降低大股东减持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的减持时机可以分为三类:第Ⅰ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减持;第Ⅱ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到增发公告日之间进行减持;第Ⅲ类型为增发公告日后到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前减持。本文研究发现:(1)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最低,第Ⅰ类和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相对较高;(2)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预案公告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完成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3)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套利收益。本文的研究阐述了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高价减持低价增发的全新套利模式,为监管层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

行业差异与大股东减持行为

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由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引起,而在行业间普遍存在,行业差异对于大股东减持行为具有稳定的解释力度。导致大股东减持行为出现行业差异的因素,包括行业前期减持水平、行业前期生命周期及行业前期现金股利水平,若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前期减持力度越大或其属于成熟性行业或衰退性行业,或者上市公司前期发放现金股利水平越高,那么当前大股东减持的力度越小。在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不十分健全、投资者保护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形下,监管部门在确定重点监管行业时,只有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实施有差别的监管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规范大股东减持能有效抑制股价波动吗?——基于《减持新规》[9号文]的自然实验

定量评估大股东减持新规政策对股价波动性的抑制作用,对于发挥减持新规引导大股东和高管规范减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2017年5月26日最新的减持政策,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PSM方法,实证检验2017年1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期间减持新规对所有A股以及沪、深两市价格波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作为研究对象,减持新规出台对A股股价整体波动性有显著增强作用。(2)使用PSM方法对沪深两市企业匹配,发现不同市场结果存在差异:在沪市减持新规的实施对股价波动性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深市减持新规的实施对股价波动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盈利能力越强、换手率以及流通市值越低的企业其股价波动性越低,即发展越稳健的企业的股价也会越平稳。上述结论在分别改变事件时间点和时间窗口时间或者替换控制变量取值后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