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质押、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

本文以2009—202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股权质押对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负向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进一步地,本文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研究其在股权质押与现金股利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弱化股权质押与现金股利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为规范大股东行为以及健全企业分红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

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时,是增强对管理层的监督,披露高质量的信息,还是与其合谋来获得更多收益,从而隐藏企业真实的信息?不同类型的信息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在公司治理层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会增强,有效保障企业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会减少。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低、信息不透明和审计质量较低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本文从分析师预测视角丰富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有利于公司信息质量的改善。

家族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2003年110家上市家族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控制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企业规模及财务风险等因素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在分析个中原因后提出,对将要上市或增发新股而面临股权稀释的家族企业来说,没有普遍适用的最佳持股比例,应根据自己的情况相机抉择。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对反向收购企业绩效的影响

反向收购是并购重组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反向收购企业的运行绩效是评价这一经济活动有效性的重要依据,探索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化与反向收购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以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进行反向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资产收益率增加值与每股收益增加值、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为衡量并购绩效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首先,市场对目标企业的收益性期望高时,会以较高的收购价来收购目标企业,进而可以为非上市企业带来较高的企业绩效;反之,在市场对目标企业的收益性期望较低的情况下,非上市企业在收购目标企业时的收购价较低,也不能给非上市企业带来较高的企业绩效。其次,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最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A股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按照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大股东持股比例、商誉与审计费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运用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费用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呈U型。进一步加入商誉作为中介变量,检验表明商誉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中介效应的基础上再加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弱化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的U型关系。文章在现有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费用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加入商誉作为中介变量,深入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并加入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为会计师事务所合理确定审计收费和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运营的重中之重,决定了企业资金的流向与未来可能收益。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我国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着非效率投资,即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通过借鉴Richardson(2006)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该比例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

产权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

以信用债企业为样本，讨论了我国企业的债务异质性特征，并探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债务异质性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信用债企业整体债务异质性程度高，但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较强，债券融资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拓宽了债务融资渠道，故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程度正相关，但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更倾向于采用信息欺诈手段来侵占小股东利益.从而削弱了大股东激励效应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故民营企业弱化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创新:一种非线性检验

文章以2007—2015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创新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无论采用研发费用绝对值还是研发费用的相对值衡量企业创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创新呈U型关系,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掏空"效应先占主导地位,但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阈值(0.341或0.313)时,"监督"效应开始占主动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在二职合一、股权制衡水平较低时,两者之间的U型关系更加显著。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遗漏变量考察后仍然稳健。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创业板上市企业与主板、中小板上市企业不同,其具有高成长、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企业整体规模较小,很大一部分属于家族企业,股权结构较单一。因此,分析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就很有必要,有利于创业板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政府审计、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审计署审计中央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审计结果公告,以2008—2016年满足条件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入手,探究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对我国IPO抑价的实证研究——基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角度

文章通过对股改后在中国沪深A股上市发行的276只新股的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新股发行规模分别与IPO抑价率成正相关和负相关。并且发行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新股在上市后第13个月股价下跌幅度越大。这间接的表明股改后新股第一大股东在12个月限售期满后可能存在减持行为,而为了给后市减持提供更高的获利空间,第一大股东可能拉高新股的首日价格,从而造成了极高的IPO抑价率。本文用新股上市后大宗交易数据检验了上述解释的合理性。

TMT异质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创新绩效——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研究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与社会心理学等理论,深入研究TMT异质性及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转换变量,并通过家电行业2004—2014年连续11年在中国上市的18家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对TMT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TMT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会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程度的不同而发生非线性转变,具体而言,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门槛值0.3144,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负相关,任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0.3144,年龄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负相关。

我国商业银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能力关系研究

本文探讨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利用2012年~2018年我国3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并从公司治理角度对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提高盈利水平给出相应的建议.

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股价崩盘是指证券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证券大量抛出的现象,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无限度下跌,会严重打击到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信心。因此,找寻影响股价崩盘的因素对稳定微观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我国2008年~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系统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在进行了替换解释变量、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采用更加稳健的标准误算法以及样本缩尾四项稳健性检验之后,此结论仍然成立。

金融发展水平、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村镇银行投入资本

本文以在中国农村地区设立的村镇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水平、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村镇银行投入资本的影响;同时,比较了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大股东持股比例因素对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村镇银行的投入资本规模越大;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村镇银行的投入资本规模越小;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村镇银行投入资棚模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据此,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对村镇银行的投入资本产生综合影响。

大股东持投比例和公司绩效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中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国内外实证研究很多,但实证结果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以我国201家上市公司2000～2007年的1608个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新近发展的Panel-Data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互为因果。

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基于第一大股东不同持股比例的视角

以2002—2009年度因财务舞弊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在第一大股东不同持股比例下,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在控制了审计意见的相关影响因素后发现:在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