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与现实启示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围绕民主联合战线进行意义生产。这在理论阐释、形象塑造、舆论斗争、口号鼓舞和行动激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是壮大统一战线、推动大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提供了一个以宣传工作有效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的成功案例。从意义生产的研究视角看,知识社会学把媒介宣传视为一种知识传递过程。将大革命时期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纳入“知识的连续体”中可以发现,它处于感知知识与理解知识之间,具有“感知”与“理解”的知识定位、“异域”与“新知”的知识内容。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具有多重归因,包括建党以后革命形势变化带来的社会因素、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提出带来的思想因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统战宣传与中共宣传体系建立带来的实践因素。从内容来看,中共围绕统一战线的意义生产既包括进行行动号召的表层内容结构,也包括阐释统一战线理论内涵的深层内容结构。从意义生产的社会影响看,它实现了“反帝反军阀”的知识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圈层共振”,让民主联合战线主张深入人心,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以史为鉴,新时代的统战宣传要立足时代任务构思内容、在意义生产中敢于斗争、灵活运用多元媒介场域,助力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大革命时期台湾地区革命者的历史认识——以《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和罕见报刊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1924—1927)旅居内地各地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是最早回顾《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以来的台湾地区历史的先驱群体。依据日本外务省秘密编纂的档案《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以及各种台湾地区革命者罕见报刊,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者因为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历史认识的分化。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中国台湾割让日本以来的各种暴政,却缺乏基本的历史时间感。马克思主义者以帝国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台湾史,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至于民族主义者则尝试以回顾台湾地区历史来争取内地读者的同情,甚至以此论证台湾地区革命融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各自在内地遭遇的现实情境都不相同,他们的思考却作为重要的历史准备,成为后起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深化历史认识的阶梯。

大革命时期湖南青年团组织发展及其评价

大革命时期湖南青年团的发展呈现由长沙、安源两地“双子星”到长沙“一枝独秀”格局的转变,其致力于“无产阶级化”的努力未能实现,最终仍为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学生团”。对湖南青年团各地组织发展模式的考察显示,长沙、安源两地团组织发展堪称翘楚,发展模式亦呈现出同中有异。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青年团总体发展向好,但仍存较大局限性,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的组织困境贯穿始终,相当程度上削弱其组织能力,终致湖南青年团“大而不强”。

大革命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策略与当代启示——以择师运动为例

青年工作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当下的青年工作要注重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启示。大革命时期,琼崖地方党组织立足社会革命形势和青年学生现实状况两个实际,领导制定并实行了将青年运动和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相结合的青运策略,在择师运动中汇聚成了强大的运动力量。这种把青年运动融入群众运动的思想,不仅为这一时期琼崖党组织的青运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当下党的青年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大革命时期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大革命时期,在北方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委)在1924年至1927年间,曾七次转移机关办公地点。1924年,天津地委在法租界普爱里34号成立,这里成为天津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起点。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以河南确山农民暴动为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按照国民党政权体制治理乡村,即乡村自治。随着国民党反动面目的完全暴露,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乡村自治理念并不利于党将政权扎根乡村,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农会专政的概念,开始推动各类乡村组织的改造。确山农民暴动胜利之后,确山乡村组织化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并总结出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发挥引领作用,以坚持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汇聚乡村智慧,以规范化改造为目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宝贵经验。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开始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模糊认识,也开始了对军事理论的初步探索。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探索,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其次,阐明了必须武装工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最后,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革命军队的基本理论。随着蒋介石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共产党内不少人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的危害。但遗憾的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正确主张,只知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党内因素: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反共”“分共”时有发生;而共产党内部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无法分清敌友问题。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他认为“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是两大基本标准;在“阶级结构”上,他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五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还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

大革命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产物,黄埔军校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在教育的组织机构、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以及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系统的制度规章。良好的政治教育在军事上锻造了革命新军、在思想上传播了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培养了革命干部,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创建了一套以保障农民权益、激励斗争情感、改造乡村传统和建立农民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政治动员体系,使农民群体主动参与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并在动员农民与争取革命胜利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政治认同感、联合乡村传统实现政治目标等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民政治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在川招生情况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军校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政治军事人才。黄埔师生中的杰出共产党员,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立下了不朽功勋。四川地区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与大革命运动在巴蜀大地的展开息息相关。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广泛深入,黄埔军校川籍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一些共产党员奔赴广州,为实现革命理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大革命时期宣侠父在甘青地区的革命活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当时,各地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有效推动了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特别是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和宣侠父等人,支持拉卜楞地区藏族群众反抗青海军阀马麒的剥削压迫,成功解决长达十年之久的“拉卜楞事件”。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青海开展革命活动的开端,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有效探索。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问题认识的突破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革命问题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革命对象、革命同盟、革命主力、农民土地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等进行了科学剖析,从而提出了独有的农民革命思想。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开端。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理论依据、政策引领与现实启示

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文章聚焦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依据、政策引领及现实启示三个逻辑维度展开研究。这一时期,党根据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的理论依据,制定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妇女事业的领导策略、坚持工农妇女群体为核心的运动策略、联合各阶层妇女统一作战的组织策略及创办妇女专属刊物与口号的宣传策略。在坚持党的根本领导、加强女性自身教育、推进妇女组织发展、重视宣传工作方面,为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

大革命时期《中州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份理论报刊,《中州评论》对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该刊坚持马克思主义导向,开展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倡导工农联盟思想。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留下宝贵的经验:坚持党性原则,勇担时代使命;突出地方特色,密切联系群众;实施分类指导,发挥政治引领。

大革命时期谭平山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分析之比较

通过比较谭平山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及其策略问题诸方面的分析,可发现谭、毛两人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谭平山对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始终以统一战线为基本框架,而毛泽东则对农民运动显示出更为激进的革命态度,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具体构想。且两者对农民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其人生经历、国内社会潮流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同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息息相关。

大革命时期广东团组织对农民运动的探索与启示

1922-1927年间,广东团组织在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和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在认识、解决农民问题方面迈出第一步,担当起国共第一次合作初期的农民运动组织领导,形成了运行效果良好的农运机制,在“党团分化”后始终配合党组织做好农民运动工作。广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均源于广东青年团在农民中宣传鼓动、组织领导的努力与成绩。广东团组织坚持以学生运动为工作载体,助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努力将团的群众基础构筑在工农青年之上,青年学生运动与青年农民运动相融相促成为青年团的优良传统.

大革命时期彭湃开展农民政治动员的历史考察

彭湃是中共农民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在大革命时期,彭湃就已认识到农民群体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并以实际行动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在对农民开展政治动员过程中,彭湃因时而变,确定不同动员策略,采取适当的动员手段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推动着广东农民运动走向高潮。

广西早期共青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述略——以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为中心

广西早期共青团组织创建于梧州。在党的领导下,广西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陆续建立,成为广西党组织的有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共青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青团组织领导人和共青团员被捕牺牲,坚守下来的共青团员走入农村,参加土地革命,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大革命时期广东省农民协会探析

广东省农民协会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在1925年5月成立时即拥有包括秘书处、军事部等组织系统,协会的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人构成,外派广东各地办事处、特派员亦以共产党人为主。在广东省农协的策划下,广东省各地的农民运动得到有序推进,农民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苛捐杂税、官吏压榨、劣绅压迫等不公平行为一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组织性产生的效应促使广东省有数十万农民加入当地农民协会,从而有力地支持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的广东省农民运动也被人们誉为“全国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