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

通过对中国中部农村的质性访谈,利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登录方法,探索性地利用家庭压力理论来解释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压力以及可采取的应对策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家庭在经济上、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上都造成负面影响。研究为提高大龄未婚男性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缓解婚姻挤压和促进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心理福利的比较研究

利用在安徽省HX农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了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心理福利状况,分析了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心理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了影响大龄失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心理福利的因素。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心理福利程度远远弱于已婚男性,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的心理福利有显著影响,而影响两个群体心理福利的因素也存在着差异。

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福利

中国大量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引起国内外政府和学术界的深切关注。通过分析国外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研究文献,总结国外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心理状况以及影响生理和心理状况的重要变量——社会网络与支持状况。国外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结论都能为中国深入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自身的福利和该群体与社会安全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今后的研究应该以与已婚者进行比较的方法,从大龄未婚者的生理和心理福利着手来进行。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分析

在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量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对相关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处理,测算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均社会保障需求量和社会保障需求总量;比较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社会保障实施现状,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大龄未婚男性难以获取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在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相对于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

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及其对公共安全的意义:基于中国农村性别失衡背景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的性别失衡确实会使得农村地区的男男性行为发生率增加;而发生男男性行为的人群中,其无保护性行为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比例;同时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在艾滋病和性病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较差,从而为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潜在威胁。论文结尾指出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改进方向。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9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JC区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较高的知觉行为控制和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历与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此外,较小年龄组的未婚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机制,能为促进农村地区安全性行为的干预项目提供理论借鉴和支持。

婚姻挤压和流动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西安的调查发现

基于西安市男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的已婚男性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达到37.2%,显著高于已婚分居男性中30.1%和已婚同居男性中17.2%的发生率(Chi2=31.33,p=0.000);婚姻状况、艾滋病知识得分、年龄、收入等变量均与商业性行为发生率及发生频度显著相关;同时,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频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并受到艾滋病和性病知识、商业性行为发生频度、婚姻状况及年龄的显著影响。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女性缺失正日益加剧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而农村大龄男性不能结婚有可能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的投资回报理论,对2008年安徽乙县农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儿子的婚姻状态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投资回报理论能较好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较弱的现象;儿子的经济状况、父母的需求和父母对儿子的经济投资都会显著影响父母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研究有利于理解男性婚姻挤压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对及早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及影响因素

以西安市28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性行为相关内容的电子问卷调查,并收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入城市后可能产生的风险性行为信息;通过分析明确了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概况和人群特征,用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了其行为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在多个性伴侣与商业性行为表现出明显倾向;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经济条件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其风险性行为产生了影响;周围人群的风险性行为参与对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参与产生带动作用;此外,无保护性行为在这一人群中的比例已经显著降低。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KAP的实证分析

基于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利用"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的调查数据,对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风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中存在较高的性风险,他们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低。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性观念是影响性风险的显著因素,但艾滋病知识与性风险之间的是虚假相关,二者之间的相关是由于看黄行为引起的。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影响因素研究

鉴于社会支持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重要性,本文利用2010年2月在全国范围做的"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的数据,从个人、家庭和地域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的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母亲健在以及表现家族势力的一些家庭因素、地域因素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规模和构成均有显著影响,对实际支持网的影响更明显。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冀北地区调查为基础

利用2010年冀北C县农村调查数据,借鉴生活质量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均明显偏低;居住方式和父母在世情况显著影响他们所获得的生活支持,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显著影响他们的经济满意度;年龄、生理、心理和收入是影响未婚男性生活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经济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社会交往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把握其生存状态,也有利于理解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多伴侣行为研究

利用"中国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的数据,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多伴侣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总体中的多性伴侣发生率不高,然而有过性经历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他们的性伴侣类型多样。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态度和观看黄色录像行为是影响农村大龄男性多伴侣性行为的显著因素。然而,教育和年龄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多伴侣行为更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性需要。

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

大龄未婚男性将肯定会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隐患,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吗?本文首先对此进行了质疑,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分析了性别比失常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并从总体上,对目前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判断和估计。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政策分析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一项典型表现。文章从婚恋行为、个体福利、生活支持和公共安全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困境,从地区和年龄层面评述了针对该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研究认为:为了应对该群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潜在负面影响,国家和政府需要采取行动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完善针对该群体的碎片化的社会支持政策,加快建设系统化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政策体系。

贫困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议婚经历、认知与计划——以冀北调查为基础

在婚姻为常态的中国社会,贫困地区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为完成婚配面临着沉重压力和诸多困难。议婚是完婚之前的关键环节,它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未婚男性能否完成婚配。利用2010年冀北农村调查数据,分析贫困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议婚经历、认知和计划,研究发现:未婚男性严重缺乏包括自主谈对象和被介绍对象在内的议婚机会,议婚经历少,议婚持续时间短;未婚男性认为个体和家庭的经济条件劣势是自身议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未婚男性的议婚计划与议婚准备之间存在差距,具有"意愿和计划强于行动和准备"的显著特点。年龄因素显著影响议婚计划:年龄越大,有议婚计划的可能性越小。议婚认知结果暗示贫困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将失婚归咎于社会并威胁社会安全的可能性较低。

脆弱性视角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质量:现状与未来--基于陕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利用2015年陕西安康15个村的质性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目前在日常生活、情感慰藉、性生活方面的单身生活状况及未来应对策略,发现大龄未婚男性的单身处境存在明显的被动性,而且其单身困境和风险性呈现出明显的年龄模式和更替关系。精神孤独与性生活匮乏目前是损害该群体生存质量的最大问题,但随着年龄增长及健康状况的恶化,晚年生活的照料问题成为该群体难以破解的最大难题。由于家庭养老资源的空缺、亲缘资源帮助的有限及社会支持资源的匮乏,该群体除寄希望于结婚、经济储备外,难以对突破单身困境有所作为,有限的应对策略也往往存在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从婚配经历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择偶困境及心理应对——基于陕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利用2015年陕西A市15个村的质性调查数据,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感知到的成婚困境及原因,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包括其中的新一代,更多地将自身的成婚困境归咎于自身条件和家庭因素,并未将这种困境与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该群体的成婚困境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即择偶空间距离增大,其父母养老支持的可替代性降低。此外,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反应进行分析,发现虽然他们因成婚困境遭受了心理冲击,但未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不会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