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从太史监到钦天监:明初天文机构探析

中国古代天文机构一直被视为沟通“天”“人”的桥梁。作为仰观“天意”的国家机构,其创建、沿革与政局变动密不可分。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在名义上仍属龙凤政权管辖时便创设了朱明政权的第一个天文机构——太史监,初创未久的太史监在职能上已具备日后钦天监的雏形。至洪武三年(1370年)更名为钦天监之前,太史监先后被更名为太史院、司天监。在短短的十数年时间内,明初天文机构的名称进行了多次变更。明初天文机构名称的频繁变更不仅是出于机构调整、人员变动的客观需求,更是朱元璋天学态度的体现及为应对当前政治环境变化而进行主动调整的结果。

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

交食观测和记录是中国历代皇朝所十分重视的礼制活动之一。按照一般的应象,这些观测和记录的过程总体上是客观的。本文对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观候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从康熙末到咸丰初的观候报告中开列的交食数据几乎都是照抄预报。这说明,清朝的交食观测与记录的过程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只是流于形式。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在于清朝当政者对于“钦定”历法权威性的过度自信,二在于传教士想通过掩饰其所传历法的实际误差来维护其在华的既有地位,以利于传教的开展,三则在于钦天监官员的怀禄顾位的心态。

清代钦天监暨时宪科职官年表

清代钦天监是专门研究天文历法的重要机构。钦天监里的几代中外官员，相继努力，曾为天文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该文介绍了钦天监的沿革及其概况；清代钦天监的任务及其组织机构；编制了清代钦天监时宪科职官年表，该年表记录了时宪科２６８年间职官组成状况。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在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通晓天文学、数学,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在清钦天监任监副一职。作为钦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徐懋德是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们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传回欧洲,引起欧洲科学界的关注。徐懋德与戴进贤在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象考成后编》介绍了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先进的著作。徐懋德与戴进贤密切配合,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钦天监西洋监正高慎思

葡萄牙来中国的耶稣会士高慎思,长期在中国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又两次与何国宗、明安图等人到新疆从事地图测绘, 1780年升为钦天监西洋监正职务, 1788年死于任上。他对中国天文学和地图测绘学做出一定贡献。

清代三个时段钦天监所观测的流星记录研究

本文讨论了清代流星记录的时间换算方法，并给出其太阳平黄经和拟合辐射点以寻找其群归属 。

清钦天监管理探赜

清钦天监是清代职司天学的官署 ,既具有科学功能 ,也具有非科学功能。作为清代中央机构中的一个部门 ,由于职能特殊 ,与其他衙署相比 ,其管理也具有特殊性。本文考察了清初天学研究的形势 ,对清钦天监的工作管理进行了探讨 ;同时在与明钦天监比较的基础上 ,对清钦天监的人员管理进行了研究。

清钦天监天文科职官年表

清钦天监天文科是“掌观天象，书云物■祥”的部门。利用天文仪器对天文天象进行系统的观察和记录是天文科的基本职能。天文天象的观察不仅用于参验历法推算结果，而且用于占验人事吉凶祸福。因此，天文科具有科学、社会双重功能。文章研究了清钦天监天文科职官和职掌的沿革情况，编制了清钦天监天文科的职官年表。

清钦天监衙署位置及廨宇规模考

清钦天监衙署的位置,清代舆图、方志多有记载。庚子(1900年)后原钦天监辟为俄国使署,但钦天监迁至何处,史书语焉未详。作者在曾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于1907年编定的《北京志》中查到关于钦天监迁至东四牌楼西的明确记载。清钦天监衙署廨舍情况亦鲜见于史书,作者查阅到乾隆年间工部维修钦天监衙署的奏销黄册,从而知道清钦天监衙署有廨舍110间,其中既有处理日常事务的协政堂、主薄厅、五官厅、宪书房、司书厅、时宪科、天文科、漏刻科;也有收贮书板的板库;还有祭祀供神的斋戒房、土地庙等。据此弄清了清钦天监的衙署形制、廨宇规模。

清钦天监职官制度

清钦天监职官制度虽承前明旧制，但两百多年间，已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其职官构成、考选途径、升转方式、俸禄标准等方面多有异于明代。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倕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倕去世的普通七年。

清钦天监与同期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比较研究

清钦天监设置于1644年,是清代职掌制历、观象、报时的宫署,同时具有选定历注、出具占语、诹日择地等职能。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创立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是英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之一。虽然,清钦天监与英国皇家天文台都是皇家机构,都是专门从事天文学及其相关研究的部门,但两者性质和地位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分析了清钦天监政治功能强,职能复杂多样,职事官生糅杂,职官地位不高等基本特征,比较了二机构在宗旨、建制、仪器、主管等方面的不同,由此提示出清钦天监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必然衰落的问题。

论周代的“天监”思想

天监思想在周代十分普遍,是周代非常重要的一种监察形式,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礼治时代,它对当时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其监察功能很值得探讨。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随着专制集权的逐步形成,天监亦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最终走向衰落。

咸丰三年钦天监教案考述

传教士想利用科技达到其传教的目的,清廷对基督教传播的容忍却有限度。有清一朝发生在钦天监的教案共有三次。咸丰三年(1853)钦天监教案的发生不仅仅因为钦天监是西方传教士与清廷角逐的主要场所,还因为咸丰帝上台后内忧外患相交迭起。这次教案仅历经短短三天,并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草草结案,其原因在于:无证据;钦天监不再是双方角逐的主要阵地;咸丰帝担心从严惩治会得罪西方传教士,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孔天监与《藏书记》考略

孔天监的《藏书记》是最早记录我国古代公共图书馆思想和实践的一篇文章,在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介绍了该文的作者,分析了该文的内容,明确了我国古代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初衷确是对弱势群体给予人文关怀。

北京地区清代钦天监初雷天气记录分析

鉴于农业、星占等方面的需求,清代钦天监十分重视初雷天气的观测与记录。通过对清代钦天监档案、礼部档案、各朝实录及朱批奏折中的初雷记录进行系统的梳理,共整理出121条清代北京地区初雷天气记录,探讨了清代重视初雷记录的原因以及记录的可靠性,统计分析了清代北京地区初雷天气的特征。分析发现,1679—1714年与1799—1856年的初雷平均日期比较接近,1716—1768年与1884—1901年的初雷平均日期比较接近,而前2段时间的初雷平均日期要比后2段时间晚大约2周;初雷多发生在夜间到早晨,持续时间也比较短,这些与现代北京地区初雷发生特征非常相似;将这些记录的时间分布特征所反映的气候信息与历史气候学界的研究结论相对比,发现两者的结论高度一致。可见,这些初雷记录是研究清代北京地区的春季气温状况难得的历史文献,对分析清代气候及其变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价值。

“钦天监教案”起因探析

“钦天监教案”是清初多种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一、中西历法之争最后演化为“夷夏之辨”的政治斗争 ,给辅政大臣铲除政敌提供了借口 ;二、天主教势力的迅猛发展威胁到佛教的传统地位 ,使两教矛盾激化 ;三、汤若望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损害了一部分满清权贵的政治利益 ;四、传教士内部的内讧给反汤若望势力可乘之机 ;五、汤若望成为辅政大臣清算“汉化”

颂美戒恶,以裨天监——读元结《二风诗》

《二风诗》十篇是唐代诗人元结的早期作品,是一组颂美戒恶,“以裨天监”的规讽之作。这篇文章基本上以《二风诗序》、《二风诗论》为线索,论述了《二风诗》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思想内容和规讽意义,以及它的艺术形式,从而从中可以了解作者早年的思想和处世态度。关于《二风诗》的注释,虽然参考了聂文郁先生的《元结诗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但由于其中有许多不敢同的地方,故附于后,以求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