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央地关系和基本权利的中央化

区域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议题,要促进“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区域协调发展,根本上有赖于建立合理的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取向,在地区竞争模式下试图通过缩小地区增长差距来推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当我国逐渐进入第三产业占主导、经济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面临着由“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根据事务属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中央化”,落实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责任,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真正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制度保障。

央地关系与债务: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看高质量发展

央地关系改革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关键。防范化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短期内应该强化财政纪律和打破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担保(“软预算约束”),长期则应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经济集聚功能,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建立地方财政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结构,但兼顾化债和发展仍需进一步推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央地关系改革。在理顺大国治理的空间逻辑基础上,深入推进央地关系改革,有助于地方政府转变增长模式并稳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最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线建设初期工业布局中的央地关系研究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为应对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而开展的大规模国防备战和工业转移活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各部委基于在三线地区建立本系统后方基地的需求,纷纷派出工作组到内地为工厂选址,地方政府担心各自为战的选址有可能导致地方工业发展失序,特制定本地工业发展规划以供参考。三线地区依据专业化协作的需求、一线地区基于力所能及的原则,分别向中央部委提交受援计划和支援计划,中央部委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确定一三线地区都能接受的工厂搬迁方案。为保证三线企业尽快投产,利用下马厂和地方工业出让厂址成为普遍做法,三线企业内迁在地方工业之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挤出效应,促进了三线地区地方工业的布局调整。

央地关系视角下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

【目的】阐明央地关系在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并针对其完善路径与方法展开探索,以解决当前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推动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方法】首先基于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央地关系与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相互交织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实证研究,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现状进行全面透视和分析,揭示存在的不足之处,如事权和财权配置不清晰、不均衡以及权责交叉重叠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构建央地协同共治机制以解决上述问题。【结果】优化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需要央地各方积极参与,明确组织结构和职权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在权力分配、政策制定与执行、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实现协同与合作。【结论】构建央地共同参与治理的新机制将有效促进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保护。本研究强调了央地关系在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新时代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建议。然而未来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以进一步完善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1934年北平基层行政制度调整及央地关系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平是第一个于民选基础上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各级自治和行政组织的省级行政区。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3年12月颁布《北平市地方自治改进办法大纲》之后,北平市着手对基层行政制度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有四项,分别是成立北平市自治事务监理处、合并坊公所、将区坊长由民选改为委任、改组区公所并裁撤坊公所。分析北平市基层行政制度调整的情况不难看出,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北平市政府与北平地方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北平地方政治势力比较强大,北平市政府未能对基层社会实施全面有力的控制。

新治理观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优化路径

理顺央地关系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和治理观念的不断变化,理顺央地关系不仅需要明确央地之间的职责关系,还需要预留一些弹性空间,从而让央地关系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现有研究重在以委托代理关系、利益博弈关系、合作治理关系等静态体制分析为研究主线,而疏于考察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和把握央地关系的优化方向。明确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平衡目标任务的确定性与模糊性、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是厘清现阶段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央地关系应对未来复杂形势动态调整的优化路径是:有限度地强化垂直管理制度,设计有弹性的政府职责体系,构建伙伴型政府间关系。这可以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帮助。

从央地关系视角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基层政府”三层级委托代理关系深入分析财政直达资金的创新逻辑,即通过再造资金分配拨付流程、数字赋能监控平台和精准深化考核问责等,实现更为清晰的政策目标责任归属、更为立体的监督检查系统和更为精细的绩效激励约束。然而,在实践中该机制仍然存在管理体制机制衔接不畅、资金分配考核机制有待完善、资金和项目管理亟需深化等问题。建议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从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出发,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内嵌于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流程,提升资金项目匹配度,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健全监管考核机制,加强全流程绩效管理。

专栏导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研究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成功地处理了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让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为“中国之治”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设计,在不同政策领域呈现出或集权、或分权、或集权分权并行的多元组合,形成一个多维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混合结构,更是在治理效果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激励相容视角下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动因研究:一个央地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激励相容为原则,构建央地双向互动的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激励相容框架,分析部分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表现不力及成因。研究结果发现:在政策创新中,问责负向激励泛化和正向激励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不愿主动进行政策创新;在政务营商环境建设中,正向保障不足和对地方及部门本位的问责力度不足,导致数据鸿沟和服务流程分散;在市场营商环境建设中,中央政府缺乏财税返还和补偿的机制设计,使得地方政府以行政收费变相弥补财政损失;在法治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地方立法权受限和对执法的负向约束不足损害企业利益,危害营商环境。据此,基于激励相容框架对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出相应的激励机制建设。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方法与条件

政策试点是国家决策的重要方法。成熟的政策由合法性基础和解决问题办法两个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成功的政策试点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具体是指,中央政府控制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能否做到各尽其能是决定试点成败的关键。从不同角度看待政策实践,提出“做好自己”与“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在确保上级政府有效统筹的前提下,保持适度宽松的央地关系是试点有效的制度条件。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信息维度出发,较为系统、深刻地揭示出央地关系内在张力的深层次逻辑,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解释,丰富了对大数据蕴含的相关治理意蕴的认识,同时也为实践中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政策启示。

央地关系改革视角下空间规划演进与发展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转型背景下,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规划理论促进空间规划发展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从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改革视角切入,梳理了1949年后空间规划历经的“初构—分异—冲突—重构”4个演进阶段。基于博弈论建构了空间规划演进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主体目标导向—博弈策略选择—政策变迁阐释”的解译,探求经济制度变迁与空间规划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空间规划的创新发展不应局限在其本身,而要回归到社会现实中,以“政府治理、区域协作、生态建设”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综合央地财权、事权的匹配与制衡,探讨“权责划分、上下传导、周期反馈”的空间规划发展要点。

财政分权视角下央地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改革和发展中显现出巨大生命力,地方政府不但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门,在财政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但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抑制地方政府权力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出台了以实现“分税制”为核心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方针。本文基于财政分权视角,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财政分权背景下央地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时对中国财政分权现状进行分析,并借此对财政分权的改革思路进行相应思考,以期更好地为央地关系提出商榷。

央地关系下模糊性任务的政策执行--以××市“禁煤”政策执行为例

央地关系下的政府治理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往的量化指标推动任务完成逐渐被模糊性指标所取代,模糊性任务政策执行逐渐取代了确定性任务政策执行。本文以××市的“禁煤”政策执行为例,从目标设定,检查验收,激励分配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比较模糊性任务下的政策执行与确定性任务有何不同,进而对央地关系的内涵进行新的解释。

央地关系视角下区域协同立法模式探究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个性化的法律制度保障。通过对当下区域协同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所属定位的分析,可在理论上总结出中央领导型和地方自主型两种立法模式。立足于对两种模式进行阐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与央地关系,归纳总结出当下区域协同发展立法模式的选择不应笼统地归纳为中央领导模式或者地方自主模式。应该以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立法依据,在尊重原有的立法体制及央地关系的前提下,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协同立法模式。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内涵、制度衔接与央地关系

提高统筹层次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和改革的大方向。在历经县市与行业统筹并存、省级统筹、中央调剂几个阶段后,2022年我国开始正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此前的中央调剂制度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在调剂养老保险基金余缺中的地位和央地政府的职责分担格局,为全国统筹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还需在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及待遇给付等方面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划分,构建系统性的全国统筹工作格局,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最大效能的发挥。

地方治理视角下央地关系改革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理论逻辑在于:在治理结构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协作是央地关系改革的基础;在权力配置上,中央向地方、政府向社会分权是央地关系改革的宗旨;在利益关系上,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与沟通是央地关系改革的核心;在制度变迁上,通过地方治理的变革来调整央地关系具有风险小、收益大的优点。因此,地方治理改变了以往我国央地关系改革中要么中央集权要么地方分权的思维,开始寻求一种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合作的新型发展道路,即通过制度供给实现央地关系的法制化,通过分权化改革推动央地权力关系的合理化,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和平衡机制实现央地利益关系的均衡化,通过发展地方民主培育新型央地关系的社会基础。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兼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应立足于国家治理视角,以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贯穿中央意志、落实基层治理、面向人民群众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推进央地协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分权改革后、分税制改革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调控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时期五个阶段.每一阶段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与变革,都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央地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面向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将呈现出全新的协同趋向:(1)权责对等,央地分权与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建立清晰的制度化分权模式;(2)各司其职,中央政府强调战略指引、底线管控、局部聚焦,地方政府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权益协调;(3)协同共治,以区域-要素统筹为指向、以自然资源治理为支撑的规划将成为完善央地关系的重要试验场.

相互推诿:一种央地关系的类型分析——以X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进展为例

"相互推诿"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系类型,主要指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责任的相互推卸,表现为中央尝试解决某项社会问题但疏于政策的有效制定,要求地方创新解决,但地方仅能部分落实,期待中央完善制度并遵照执行;中央继续搁置问题,要求地方强化执行力度、扩大执行范围,地方仍然部分落实并搁置难题,从而导致政策的落实期限延长。通过对X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进展的梳理和描述,能够看到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一个"相互推诿"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全方位考察,有利于分析"相互推诿"型央地关系的基本特征、产生条件,从而为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