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略论先秦时期的夷夏观念

先秦的夷夏观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观念。笔者认为,其大致可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夷夏观念的侧重点不一。大致说来,西周时期的夷夏划分以与周王室的关系为最主要的标准;春秋时期,因为夷夏关系紧张,所以区别对待华夷,并强调夷夏在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区别;战国时期,因为地理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局面的形成和对统一国家的渴望,时人在把文化和生活习俗作为区别夷夏的根本标准的同时,也重视夷夏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并希望通过以夏变夷,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夷、戎、蛮、狄五方之民的大一统国家。

先秦儒墨夷夏观念比较

在先秦儒墨的夷夏观念中,儒家强调"华夏中心"观、"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而墨家则从"天下一体"的观念出发,强调诸蛮夷戎狄的习俗是适应环境的表现,不能将其视为落后的标志,主张夷夏之间也应该平等兼爱。墨家的夷夏观念在当时无疑是独特和先进的,直到今天也值得借鉴和倡导。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论夷夏观念与汉晋佛教的传播——从汉晋禁佛令说起

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是东汉出台汉人出家禁令的直接动因。佛教在初传时期,为了避开禁佛令,消弭夷夏观念等对佛教的制约,在传教方向和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从而促成了佛教在传入伊始即与中国广大士庶的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并由此走上世俗化的道路。虽然这种世俗化的传播使得佛教在很长时间内淹没于中国本土信仰之中而不显,但是却对佛教在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佛教不仅因此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为在两晋之际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佛教信仰在后世的发展形态。

19世纪中西观念的冲突——从中西文书往来看夷夏观念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方的关系、地位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能够反映这种变化的有许多方面,如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书往来的变化,以及自古形成的夷夏观念在清王朝向近代国际关系靠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从夷变夏——十六国诏令所见民族首领对君权合法性的诉求

西晋末年,五胡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夷之辨”思想成为五胡民族首领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难题。诏令文书蕴含着民族首领对自身政权、帝位合法性的理念建构,是民族首领身份认同的鲜明呈现。因此,将民族首领的诏令文书作为切入点,探究其对君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可知,他们解放思想,为自身争取君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以夷变夏、化夷为夏的过程,此诚为中古政治文化的新变局。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刘基的夷夏观

刘基曾深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华夷之辨思想,但他的夷夏观与传统思想有差别,重在阐述"夷夏盛衰之大机",寻求华夏衰弱的内因。同时,他还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关于夷夏问题的新观点。而他提出的夷夏大同的思想,超越了传统,是那个时代最具价值的夷夏观。

论“夷夏”文化模式

“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流变,均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本文仅就“夷夏”观念的产生、模式化过程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主题性整合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一、“夷夏”观念的产生“夷夏”对称在中国远古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形成过程,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远古历史的某些内容。其一、“夷夏”对称最早是地理的区别。“夷”最原始的意义是指“东方之地”,

辽宋夏金政权历史地位辨

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呈现出辽宋夏金等多民族政权割据的局面,这些地方政权虽由不同民族建立,却皆以正统自居,承认自己是历史上某个朝代或某个政权的延朔,并多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文章主要以辽宋夏金割据一方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古代"中国"的含义和"夷夏"观念的演进进行分析,认为辽宋夏金政权皆属于历史时期的中国之范畴。

南怀仁测日影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精通天文历法、几何地理等知识。顺治十五年(1658)起,南怀仁先后被派到中国澳门与陕西传教,顺治十七年(1660)至北京辅佐时任钦天监监正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修订历法。很快,随着西洋新法历书在全国推行,引发了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坚守传统夷夏观念的士人阶层强烈不满。

夷夏新辨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 ,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 (关中地区 )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 ,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 ,“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 ,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 ,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 ,从西周的以夏自居 ,到春秋的包容诸夏 ,以及夷夏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 ,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关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几点思考——以“羁縻”为中心

本文对事关历代治边政策认识的关键词汇"羁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羁縻"的要义是"控制"而非"笼络";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同为"羁縻"但表现的"控制"程度不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夏"、"夷"二元结构的观念和现实是"羁縻"政策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羁縻"政策也会为直接统治所取代。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文化中国”:北宋王朝的自我定位

在辽宋对峙格局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辽、宋朝都宣称自己的政权是「中国」，这表明先秦以来「华夏至上」的「中国」观至宋代再次遭受重大挑战。宋人的夷夏观念日趋转严，正统论亦随之兴起。

洋务运动与民族意识的嬗变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活动是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兴起的，带有鲜明的抵洋色彩，师夷长技的范围在这一活动中得到逐步拓展，从而引起传统夷夏观念的蜕变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

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为例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夷夏视域中的治统问题

夷夏矛盾和衝突是清初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此历史情境下,清代统治者的政统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清初统治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探用了文字狱等政治迫害和镇压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探取寓删于修的方式来改写历史,篡改经典,从而从根源上消除汉族士民的夷夏观念。但相较而言,其以道统为治统的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却是解决夷夏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