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局限:《装腔启示录》中姐妹情谊的三重奏

电视剧《装腔启示录》展现了私人空间、职场环境和公共领域这三种不同空间下的“姐妹情谊”,通过书写不同类型女性角色的情感纽带,揭示了女性之间的团结和支持在抵御社会压迫、追求自主性和确认自我主体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该剧中的姐妹情谊却不断经受着各空间中秩序规训的挑战,在展现女性之间同忧相救的同时也暗含了女性同盟的脆弱性。《装腔启示录》虽探究了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困境,挖掘了女性团结的力量,但对女性主体性的探析和姐妹情谊的表现仍存在不足之处。

献祭神话与姐妹情谊--战时女间谍书写的双重结构和主题变奏

依托于双重阅读结构,战时的女间谍故事涵纳了丰富的潜在主题。故事的表层是作为“双生花”的女间谍们为国献祭的神话,深层则是对战时政治蓝图、性别权力、文人处境的构设与回应。姐妹结盟的缘由,提示着抗战中各有殊异的政治设计,而情谊的伴生则象征着权力的构建。姐妹间相互拯救的推进模式,质疑了她们牺牲的主体能动性,表明战时想象牺牲和献祭时的性别压抑。结局对姐妹情谊的不同处理,呼应着作家创作的思想资源、性别立场和对知识分子处境的关怀。女间谍在姐妹的扶持下走向牺牲的故事,透露出抗战意识形态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传统意识形态关于女性的话语,潜藏着的一种微妙的对位关系,为作家完成精神御重提供了通道。

邝丽莎作品中的姐妹情谊建构

邝丽莎作为一名华裔女作家,尤为关注亚裔女性的斗争历史和生存状态,并尝试在其近几部作品中构建“姐妹情谊”,以期支撑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唤醒她们的自我意识。但由于阶级差别、个体差异和种族矛盾等诸多现实阻力和障碍的存在,姐妹情谊的建构困难重重。

“女性之家”的诞生与“姐妹情谊”的想象——“家原型”视角中张洁的《方舟》

在传统之家中,父亲、母亲、丈夫失位,《方舟》中三位女性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而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她们离家出走,克服了多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成为“独立女性”。出人预料,她们组建了一个新的女性之“家”。在《方舟》中,张洁具象化了“姐妹情谊”,提出了女性之“家”的可能,但同时又不无遗憾地用细节表明,这不过是一个想象。2010年,张洁修订了《方舟》,作了删减,削弱了性别对抗因素。

姐妹情谊与命运:评雪漠作品《沙漠的女儿》

以中国甘肃作为故事背景,《沙漠的女儿》讲述了姑嫂二人莹儿和兰兰如何通过自我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与命运进行和解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根据作家雪漠“大漠三部曲”中《白虎关》和《大漠祭》的内容,构建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针对作家雪漠创作的宏伟世界中凄美的一面进行了重新想象,重点讲述了一个关于姐妹情谊、女性状况、爱情观念,以及如何在残忍、不公平和自我绝望时实现自我超越的故事。

浅探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姐妹情谊

在简·奥斯汀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线:一对性格不同却惺惺相惜的姐妹选择不同的爱人,最终圆满。《傲慢与偏见》中的姐姐简的爱情遭到质疑反对时,妹妹伊丽莎白迫切的关心与安慰,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姐姐替她惋惜。自尊、勇敢、骄傲的伊丽莎白与温柔善解人意的姐姐简,《理智与情感》中充满理性的埃莉诺与为爱情奋不顾身的玛丽安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彼此倚靠,看似矛盾实则成为彼此性格的互补。在人生中的感情大事充满怀疑时,她们成为对方最坚定的依靠。而这样的姐妹情谊在简·奥斯汀生前出版的4部作品中频频出现。现实中的她也有一个姐姐卡桑德拉,她与姐姐的关系十分密切。本文对小说中的情节具体分析,解析简·奥斯汀心目中的姐妹情谊,以及通过简生前信件说明她的姐姐卡桑德拉对她的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亦为后人研究简·奥斯汀作品中的姐妹情谊提供借鉴。

痛定思痛 姐妹携手——托尼·莫里森小说《爱》中姐妹情谊与父权制的较量

托尼·莫里森发表于2003年的第八部小说《爱》延续了她在《秀拉》、《天堂》等作品中对黑人女性之间关系的关注。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希德和克里斯汀的姐妹情谊在与比尔.科西代表的父权制的较量中以完败告终。50年的争斗让两位女主人公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希德临终之际,她们终于冰释前嫌,重新找回了失落的姐妹情谊,并且认识到是她们自己创造了科西这个"大男人",赋予了他权力,她们"本该手拉手地生活"。这是主人公对黑人女性间关系痛定思痛之后的深刻感悟,是她们对父权制的有力控诉,也是黑人女性争取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希望。

“全球姐妹情谊”的幻与灭——《雪花秘扇》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解读

本文首先回顾《雪花秘扇》的生产机制及其与美国文化的互文性和在美国的接受,进而解析这部由西方女性监制的中国题材影片中蕴含的"全球性姐妹情谊"——这一女性主义用以构建普世性话语和想象性社区的核心概念,并揭示这样一个改写历史与原作的跨国文化生产如何满足西方对自我中心与东方"她者"的幻象。但在这严密的东西方话语织造中,又交错着细微的裂缝,从而即使幻象破灭,影片压抑的多维历史也得以反讽性地部分释放。

难以构筑的“姐妹情谊”

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个体的分隔与孤立，对女性之间亲密关系的挑拨、禁止与诬蔑，“姐妹情谊”事实上难以发生、存在和持久。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文力图探究《另一种妇女生活》中“姐妹情谊”难以存续的根由所在。

独特的文化景观——试论现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姐妹情谊”

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姐妹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为长期处于封建伦理文化压制下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曙光。对女性之间“姐妹情谊”的关注,展现了一道女性生存真实的独特景观。

亲和与悖离——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性之间以父权制为共同靶子并反对男性对女性权力压制而形成的情感,是女性成长小说中最常表达的主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把姐妹情谊的缔结视为女性间分享苦难、互相汲取生存力量的精神相契,也是远离甚至弃绝男性价值中心、固守女性自我的重要策略。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也没有放弃对姐妹情谊内所含的"悖离"因素进行审视,并指出外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钳制和本身内在的悖论导致了这种悖离。

贝尔·胡克斯姐妹情谊建构观

倡导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之一,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主张女性之间结盟。但不论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复杂矛盾,还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尤其黑人女性相互之间的愤怒和敌意,都使得姐妹情谊的建构困难重重。鉴于此,胡克斯主张受压迫的女性应该把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压迫结合起来考虑,强调"支持"在姐妹情谊建构中的意义,同时发展一种"批评性意识",最终将女性联合在一起,向着姐妹情谊的理想而迈进。

身份、创造力与姐妹情谊——论艾丽斯·沃克《紫颜色》中的黑人女性主义生存观

著名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长篇书信体小说《紫颜色》已成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从黑人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沃克在《紫颜色》中的黑人女性主义生存观 ,即黑人妇女以追求女性自我身份为精神内核 ,以写信 ,缝纫 ,唱布鲁斯民歌等创造力活动及黑人妇女内部的姐妹情谊为物质保障实现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下的自我解放和生存 ,并最终促使黑人男性改善自我 ,迈向自然 。

姐妹情谊：一个被延缓的梦——解读格罗丽亚·内勒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及其代表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并进一步阐析文本中姐妹情谊的表征。本文通过分析姐妹情谊的积极意义以及姐妹关系消极的一面,揭示了美国男权社会文化、尤其是该文化制度下盛行的强制异性恋对女性的戕害,进而指出这种强大的破坏力延缓了所有妇女团结友爱这一梦想的实现。

“姐妹情谊”何以解救灵魂的失度——评先锋作家刘恪的小说《空裙子》

先锋作家刘恪在小说《空裙子》中,探讨了对人生之"度"的看法,他是通过生活于同一屋檐下的两位都市女孩之间的"姐妹情谊"来说明的。在作家看来,女性之间的结盟可以让她们共享信息和资源,但就女性个体而言,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对于人生之"度"的理解和把握也就各异,因此,姐妹情谊在关注女性个体心理时就出现了"失语"的失效性:它无法用整体的统一性来归属个体的独立性,当牵涉到个体精神或心灵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尤其涉及到个体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丰富性时,姐妹情谊往往会显示出不可言说的尴尬。

以姐妹情谊解读影片《雪花秘扇》

电影《雪花秘扇》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说,由以细腻刻画女性形象著名的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执导.影片由两个彼此平行却又有潜在联系的时空组成,分别讲述了发生在晚清和当代的两段女人之间缠绵、凄美、真挚的感情故事.本文通过分析两对主人公之间微妙的关系,充分证明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女同性恋,而是女性间浓郁深邃的姐妹情谊.笔者希望通过此研究分析,为当今人情冷暖的时代提供一种人际关系的全新视角.

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与现实困境

从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中,很容易找到歌颂姐妹情谊的文本,但更多的是关于历史建构的女人间的隔膜与姐妹情谊之脆弱的思考。无论从文学理论还是批评实践,以及女性写作的各个领域考察,女性之间始终如一的密切关系似乎是不存在的。本文审视和论述了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及其书写遭遇现实困境的四个原因:女性政治结盟的困难,女性共同经验的虚妄,被男权社会隔离,被母性、妻性解构。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姐妹情谊

本文论述了姐妹情谊在三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分析了姐妹情谊形成的独特的历史原因,指出姐妹情谊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特点之一。

《雪花秘扇》中的姐妹情谊之文化解读

《雪花秘扇》是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小说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百合与雪花之间的姐妹情谊以及美丽神秘的女书文化。论文以女书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作为姐妹情谊载体的女书文化、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对自己身份的探索和建立于其中的姐妹情谊。认为父权制文化给女性身份的探索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建立于其中的姐妹情谊虽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但也是女性所必需,在女性努力建构独立、自由的主体性身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

“姐妹情谊”是现代女性写作的主题之一,也是新女性探索自我认同和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探索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女性文学史。五四第一代女作家,比如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都将“姐妹情谊”视为建构自我认同的方式,因为这是新女性离开父母的家庭进入社会,在失去家庭的屏障、保护或者说牵制之后的自觉选择。丁玲接续了这一主题,她让新女性离开学校的象牙塔,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拆解了姐妹情谊的理想主义色彩,质疑其在新女性的性别建构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新时期的女性写作继承了“五四”先辈们的思想资源,在对“姐妹情谊”进行主题重述时,一方面强调女性顺应社会秩序和既定规范,自身的努力赢得社会的尊重,实现社会价值,以获得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也赋予“姐妹情谊”以女性主义理论所倡导的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