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婚俗文化“婚后再名”的社会功能价值探析

“婚后再名”是傈僳族独具特色的婚俗文化之一,是傈僳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产物。它反映出了傈僳族人对于婚姻的族群态度,具有规范、教育、传承和凝聚家族关系以及教化族人的社会功能和多重价值。本研究立足于“婚后再名”婚俗文化特征、社会功能视角,分析现状,探究其存在方式、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对傈僳族社会史和婚俗文化研究、开发与保护,提供参考与新思路。

兄弟姐妹出资为夫妻婚后买房的法律性质分析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夫妻在婚后买房,其中兄弟姐妹也会本着互帮互助的精神也会出资帮助。对于兄弟姐妹的出资是属于对夫妻一方的赠与、双方的赠与还是借贷实务中争论较多。对此,从维护夫妻共同体的利益、婚姻关系的稳定等角度,应当认为兄弟姐妹的出资属于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经济独立对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CGSS2015年数据,从经济是否独立以及经济独立程度两个视角,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究经济独立对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经济独立影响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可能路径。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经济独立能够显著提升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而且这种提升效应在城市女性中更明显。(2)随着经济独立程度提高,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递减"的"倒U型"趋势;平均而言,当经济独立程度为0.36时,女性的婚后生活幸福感最高。(3)经济独立会通过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家庭话语权以及夫妻双方感情等因素进而显著影响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

维吾尔族妇女婚后身体质量指数变化因素的调查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对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婚前、婚后的BMI和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调查比较,分析了导致维吾尔族妇女婚后BMI发生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妇女婚前婚后身体形态有较大的变化,在她们的生活和体育锻炼中存在很多隐性问题,传统世俗观念的偏见、体育认识的局限、体育手段的单一、缺乏体育兴趣和不良的体育习惯等,制约了婚后维吾尔族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也是导致她们BMI明显提高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及问题,提出了几点相应的建议。

上海市妇女婚后初育前的避孕措施

本调查应用流行病学方法 ,对上海 4 0 3 7名妇女婚后初育前的避孕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婚后初育前避孕知识的来源和避孕的实施状况。调查表明 :1 ) 76 .9%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了解避孕套的使用方法 ,2 7.6 %的妇女使用过避孕套 ;50 .1 %的妇女了解安全期避孕 ;3 4.5%曾使用过安全期避孕 ;72 .4 %的妇女了解口服避孕药方法 ;1 3 .9%的人初育前口服过避孕药 ;3 1 .2 %的妇女知道体外排精法 ;1 0 .4 %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使用过该法 ;89.8%的妇女知道 IUD;但仅有 1 4.7%的妇女在婚后初育前采用过 IUD方法。避孕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书刊杂志。2 )多元 L 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 :影响婚后初育前避孕的主要因素是 :夫妻文化程度、职业及其户口性质。3 )值得注意的是 :初育前 ,3 8.2 %的人曾有过 1次妊娠 ,7.7%的人有过 2次妊娠。其中 ,第 1次妊娠的主要原因 70 .2 %是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70 .% ,7.0 %是避孕失败 ;第 2次妊娠的主要原因同样是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和避孕失败 ,分别是 4 5.7%和 2 0 .6 %。结果提示 :今后应加强避孕知识宣教 ,增加妇女避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制订和完善婚前、婚后的计划生育常规服务 ,使广大妇女真正做到知情选择 ,尽早落实可行的避孕方法 ,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

男女婚后心理特征及性别差异

采用自评与配偶互评方式，用“婚后心理评定量表”和“家庭关系量表”测量婚后男女心理行为特征。结果显示：婚后女性在家庭中表现优于男性；而对婚姻的失望程度高于男性。这与女性在婚前对婚姻的期望值和理想化程度较高有关。男性婚后表现欠佳，与婚前追求女性有较好的表现，婚后放松对自己要求有关。在“能否忍让对方缺点”的项目中发现，无论男女都存在对自己优点估计过高，缺点估计低的主观性。以上特点应引起咨询工作者的注意。

变性人婚后变性权及其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探析

变性权是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并依法通过变性手术改变性别的权利。已婚者享有变性权,可以独立行使该权利,无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也不应以离婚为条件,但其变性权应受法律规制。同时,婚后变性不能引起婚姻关系的自然解除。对婚后变性不离婚的,应将其婚姻关系作为一种例外予以承认。双方欲解除婚姻关系的,只能依照行政程序登记离婚,或者依照司法程序诉请离婚,并妥善处理好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和探望问题。

上海市夫妇婚后六年性行为流行病学及对婚姻满意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项对中国四省市地区6000对夫妇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男性在社会及家庭中通常具控制权的地位,而使婚姻对中国妻子带来的整体益处通常不及丈夫[1]。由我们对80年代末上海市近8000对夫妇婚后5～6年家庭状况的随访显示,随时间的推进。

离婚后扶养制度的性质探析与检讨

离婚后扶养制度是各国离婚立法中的一项常见制度,如果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对该项制度的性质加以分析,可以认为离婚后扶养的提供实际上构成了对离婚配偶中弱势一方生存权或发展权的救济。基于这一认识并以对我国现有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改进为基础也就可以对我国离婚后扶养制度的建构展开更为具体化的探讨,并从立法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关于离婚后原配偶间扶养费给付问题研究

我国 2 0 0 1年修正的《婚姻法》因致力于对弱者权益的维护而设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其中离婚后夫妻间的经济帮助制度也作了一些调整 ,但由于其定性模糊、具体制度的缺位及不周延等立法缺陷仍使得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不够理想 ,从而不能及时有效地对离婚中弱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笔者认为 ,我国应在制度层面上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该制度的合理化建构。

婚后所得共有契合婚姻本质——刍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和第5条

夫妻财产关系是以身份为前提的特殊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因其明显的伦理性而分界于市民社会普通之财产关系。当前我国婚姻立法仍然坚持19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后夫妻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实践证明,婚后所得共同制与婚姻本质相契合,符合我国国情,宜于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和第5条的规定将市场规则引入到婚姻家庭关系中来,既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理念,也与大众对婚姻的期待大相径庭。本文对其规定分析利弊的同时,从婚姻本质的层面来进一步坚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夫妻财产主流,维护婚姻家庭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婚后心理—家庭关系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评定

为了正确评定婚后心理与家庭关系状况，参考Olson婚姻质量问卷和心理控制源量表，编制了婚后心理与家庭关系量表，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评定。分别测定重测信度、同质信度、折半信度及内容效度、实证效度、结构效度。评定结果表明．本量表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重测信度与被试者的合作与否有关。女性对重复询问能较好合作，而男性合作较差。结构效度不仅能提取潜在的因子，并可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

农村社区组织、婚后居住制与妇女

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在社会里必然受到其社会环境的制约。本文试从社区组织和婚后居住制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受到的某些制约。 一、我国农村社区组织的特点 农村社区是以自然居住群体所形成的村落为其基本单元。与城市社区相比。

个人婚前按揭、婚后共同还贷自然增值权属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鼓励个人按揭贷款买房,婚前一方首付,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贷款的现象逐渐普遍。但我国法律对个人婚前按揭,婚后共同还贷,房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增值部分的权属认定却存在矛盾。依据《婚姻法》,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有制,房屋增值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为个人财产。国外大多数国家在认定其权属性质时,将协力原则及增值原因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通过比较研究,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共同还贷方的财产权益,维护法律的统一性。

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婚后所得孳息归属问题探讨

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婚后收益的归属问题,是我国《婚姻法》以及司法解释规定中争议的焦点。不少学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确定了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婚后孳息的收益归原财产所有人一方所有,但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失偏颇,对于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婚后所得孳息,应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自然人婚后变性权问题研究

我国在法律层面上目前并没有关于禁止变性(包括已婚者变性)的具体规定,但司法实践承认和保护自然人的变性权。按照"法无禁止即许可"原则,只要其符合医学上有关变性的一般条件,就应当确认和保护他们的变性权。同时,已婚者进行变性手术不应以离婚为条件。在立法上,应将变性明确作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理由。在离婚时,变性一方应承担婚姻关系解体的过错责任,无过错方有权请求婚姻过错方予以损害赔偿。

简析一方个人财产的婚后收益

我国的婚姻法对一方个人财产婚后取得收益的规定存在归属不明的缺憾,虽然我国的婚姻法解释二、解释三再三解释说明,但实践中掌握起来仍存在诸多不明之处。因此,从法理上详细辨析投资取得的收益、孳息及自然增值的属性有助于在实践中分界一方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

德国婚后扶养制度研究

根据德国2008年修订后的有关法律,离婚配偶可以因为照顾共同子女、年老、疾病、失业、收入差距、接受教育等原因请求扶养费,也可以基于公平原则请求扶养。公平原则不仅本身可以作为扶养费请求权的基础,同时也是确定扶养费具体数额的标准。扶养费必须满足权利人全部的生活需要,同时兼顾婚姻中的生活状况。提供扶养费的前提是保证义务人自身的供养,以免其本身成为扶养请求权的权利人,同时还要扣除权利人本身的收入。如果扶养义务人同时向多人承担扶养义务,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顺位,优先满足未成年子女的扶养费。为了实现个案中的公平原则,德国2008年立法改革对于扶养请求权设定了限制,包括时间上的限制和数额上的限制。此外,为了达到公平的目的,法律规定了8种重大不公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扶养义务人可以免除其扶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