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背景下农村婚姻关系的变迁与重塑——基于对韩丁《翻身》的研究

传统婚姻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发生某些“质”的变化,《翻身》是呈现这一时期包括婚姻关系在内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文本。基于对《翻身》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土地革命之前,传统农村婚姻关系的缔结、婚姻的存续再到婚姻的解除与再嫁,从始至终皆受制于传统的宗法制度,而女性在其中更是处于卑微的地位。土地革命之后,婚姻关系在婚姻自主权、财产权、社会公共活动权及组织保障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即由习俗制约到法制介入、由夫权依附到物质保障、由原子化的个人到组织化的团体、由边缘化到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新型婚姻关系的构建虽然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但农村婚姻关系逐渐呈现出以平等为基调的态势,广大妇女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尊严呈现觉醒的趋势。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梁启超与李蕙仙婚姻关系研究

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婚姻是基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伦理和制度的一种政治行为,其背后的深层根源则在于促成这一姻缘的李端棻与梁氏有着共同的“强国富民”的政治理念和经世志向;梁李的婚姻是基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互补与融合。由此产生的效应,不仅密切了梁李的伴侣关系,而且使李蕙仙发展为一个助力维新变法的女性,为维新变法作出了积极贡献。

婚姻关系中第三者侵权责任构建研究

尽管《民法典》对于第三者侵害婚姻关系的法律责任未明确规定,但基于我国社会现状,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仍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具体的责任构建:在明确配偶权为侵权客体的前提下,以《民法典》第112条、第1165条、第1183条作为请求权基础。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探讨具体的责任构成。责任分配方面,第三者与过错方配偶按主观意思联络的情况分为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责任承担方面,以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为主。

婚姻关系视角下清末女性权利的保障——以《大清民律草案》婚姻章为例

《大清民律草案》婚姻章中赋予了女性财产所有权、一定的婚姻自由等民事权利,力图通过婚姻自主、财产私有促进女性地位的提高,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对等的婚姻关系如何走下去?

在亲密关系中,越顺从对方,越不容易获得对方的爱。为了娶她,他辛苦打工赚钱1978年出生的徐理是湖北荆州人,中专毕业后他和朋友来到浙江省绍兴市一家纺织厂做描图员。与他一起入职的还有比他小一岁的海莉。肤白貌美的海莉吸引了不少同龄男子的目光。

论撤销死亡宣告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界定标准

自然人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现有法律对其婚姻关系只规定了结果,没有对婚姻关系的具体存续期间做规定。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夫妻间的人身关系以及其他人身、财产关系的规定是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为基础的,立法上有必要对其婚姻关系的存续时间做具体规定。采用宣告死亡做出的时间作为原婚姻关系的结束时间,对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

婚姻资源与婚姻关系之相关性探索

通过对全国912位已婚者的问卷调查,探讨婚姻资源在婚姻幸福和婚姻稳定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持有不同婚姻资源整体评价的男性和女性在婚姻满意度上都呈现出显著差异;年龄在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整体资源评价和婚姻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男性和女性各种婚姻资源与双方平均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男性对自己社会资源维度多少的评价、女性对自己心理资源维度多少的评价与男女双方对自己整体婚姻资源的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

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对3～6岁幼儿心理行为问题的影响

采用CBCL量表、自编的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问卷调查了6所城市幼儿园的457名3～6岁幼儿,结果发现:(1)本研究中3～6岁幼儿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5.10％;(2)3～6岁幼儿的心理行为问题主要表现为交往不良、攻击性等外部行为问题;(3)没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幼儿家庭其婚姻关系在性格相容、问题解决和性生活方面显著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幼儿家庭,但在经济条件方面则相反;(4)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则呈显著的正相关,并共同影响幼儿的心理行为问题。

妇科癌症患者自我表露与婚姻关系及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妇科癌症患者自我表露、婚姻关系及焦虑抑郁状况,并分析三者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痛苦自我表露指数量表、简版婚姻调适与预测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对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12例妇科癌症患者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212例妇科癌症患者自我表露得分(38.9±5.1)分;婚姻关系得分(107.2±18.5)分;焦虑得分(7.6±3.6)分;抑郁得分(7.3±3.6)分。妇科癌症患者自我表露与婚姻关系呈密切正相关(r=0.583,P<0.01),与焦虑、抑郁均呈密切负相关(r=-0.572,r=-0.569,P<0.01)。结论妇科癌症患者自我表露处于中低水平,其自我表露水平越高,婚姻关系越好,焦虑抑郁发生率越低。提示改善妇科癌症患者的自我表露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婚姻关系,降低其焦虑、抑郁的发生。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发展的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现象。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丈夫在长期分居、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中,依靠电话进行信息沟通和互动,但空间距离仍不可避免地给留守妇女带来强烈的孤单感和性压抑。尽管如此,由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变得不稳定而是更加和谐,也因此推动了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支持提供、支持感知与依恋回避在婚姻关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

对203对夫妻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夫妻双方的依恋、支持提供和支持感知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依恋回避对个体的支持提供和感知有负向预测作用,但依恋焦虑的作用非常微弱;(2)个体回避通过减少自身支持行为进而影响伴侣的支持提供,伴侣回避通过减少其支持行为进而影响个体的支持感知;(3)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个体回避和支持提供对其支持感知有独立的作用。个体回避程度越高,其感知的支持越少;个体提供的支持越多,其感知的支持越多。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

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知觉与大学生婚恋观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大学生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知觉与其自身婚恋观的关系。方法采用自编问卷对35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知觉与大学生的婚恋观显著相关(r=0.190,P<0.01),对父母关系知觉的3个维度高低分在大学生婚恋观上有显著差异(t=3.74,P<0.001);2大学生婚恋观在家庭结构(F(1,59)=5.904,P<0.05)、年级(F(3,328)=3.629,P<0.05)和恋爱次数(F(3,328)=4.962,P<0.01)上存在差异;3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知觉的亲密度和矛盾性分别能预测大学生婚恋观的情感表达(2.9%)、对婚姻的期待(8.6%)和恋爱稳定性(1.7%)。结论父母婚姻关系对大学生婚恋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预测作用,双亲家庭大学生的婚恋观在年级和恋爱次数上有不同差异。

大学生父母的婚姻关系与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

目的：探讨大学生父母的婚姻关系与婚恋价值取向代际传递的关系。方法：在9所高校选取712名大学生及其父亲、母亲同时参与研究。使用婚姻健康测验（MHT）调查大学生父母的婚姻关系，以及婚恋价值取向的父子传递、母子传递，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逐步多元回归对大学生的父母婚姻关系与婚恋价值取向代际传递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父母婚姻关系的6项因子与婚恋价值取向父子传递、母子传递均呈正相关（r=0．24～0．58，均P〈0．01）；通径分析显示，父母婚姻关系到婚恋价值取向父子传递、母子传递的通径系数分别是0．59和0．75（均P〈0．001）；分组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婚姻关系对“母亲一女儿”传递、“父亲一儿子”传递的解释率更大（R^2=0．49、0．35）。结论：父母婚姻关系能促进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且同性亲子间的价值取向传递更易受父母婚姻关系好坏的影响。

通奸与干扰婚姻关系之损害赔偿——以英美法为视角

一、问题之提出 配偶一方与第三者通奸，配偶另一方所遭受的损害能否得到救济？此法律问题涉及配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第三者与配偶另一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两个方面。就前者，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在离婚时配偶一方可向有婚外同居行为的另一方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但未涉及单纯的通奸行为；就后者，《婚姻法》未作规定，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德国法上干扰婚姻关系与抚养费追偿

功能主义比较法理论认为比较法应针对具体的实际问题，探索各国法律在处理相同问题时的共同规则或差异，并为本国法律实践做好理论准备，而研究具体问题的最佳途径莫过案例比较。鉴于此，本刊曾于2012年第3期刊出“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责任的比较研究”的案例比较研究系列论文。本期刊出的“第三人侵扰婚姻关系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专题，系华东政法大学“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所”于近期组织学界同仁分别从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关、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出发，对我国发生的一起第三人侵扰婚姻关系的案件裁判所进行的评析。期待这一研究能够为我国的司法实务和将来的立法改进提供理论支持，也特别感谢华东政法大学朱晓拮副教授在专题策划和组织撰写、赵文杰讲师在报告总结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台湾法之经验及比较法之观察

一、前言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系德国法及瑞士法之用语（EhestomngdurchDritte），[1]指第三人与夫或妻之一方有通奸、同居或其它不正当行为，致破坏或妨碍夫妻基于配偶身份所生之关系而言。德国更有学者细分为内部干扰及外部干扰，前者是指由不当行为之一方配偶造成之婚姻干扰，后者则指由第三人所为之婚姻干扰.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以日本法为素材

一、问题的提起 如大标题所示，本专题探讨合法婚姻受到第三人干扰（这里所说的干扰，不限于完全是第三人主动诱发的不忠贞行为，还包括一方配偶与第三人共同引发以及一方配偶主动引发不忠贞行为）的情形，该第三人应否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案除了包含着被害配偶可否追究第三人责任的判断，还涉及亲子关系的否认（法院判定原告与有责配偶所生未成年男孩之间不存在父子关系）和认领（法院判定第三人与该未成年男孩为父子关系）问题，但从严格意义来讲，亲子关系并不在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人的民事责任问题中。这是因为，亲子关系的否认、确认（或者发生）对于当事人来说并不属于责任问题，故本文不作讨论。

干扰婚姻关系的损害赔偿:意大利的法理与判例

如何在法律的层面上对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归责，乃是法学领域一个“经典性”难题，同时也是一个“试金石”性质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难题，是因为它跨越道德与法律两大领域，罪与非罪难以定性，无辜与有责界限模糊；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试金石”，是因为不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折射出社风民情上的显著差异。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处理方式上的变化，又传达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转变的信息。就此而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研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