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在异性婚姻中,当两性婚龄人口数量出现较大差异时,就可能导致某种性别的人口在婚姻市场上难以找到配偶,表现为婚姻挤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现长时间且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而这些出生人群于2010年前后陆续开始步入婚姻。与此同时,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速度显著加快。近10多年来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与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基本一致。探讨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进入婚姻市场导致的婚姻挤压在当今中国初婚推迟中所起到的作用,为解释中国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提供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使用多层生存分析方法匹配宏微观数据,探讨婚姻挤压对个体初婚推迟的影响。将省份作为婚姻市场的单元,检验省级层面婚姻挤压程度对个体初婚年龄的影响。婚姻挤压使用考虑了夫妻年龄差的婚配性别比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省级婚姻挤压程度对个体初婚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省级婚姻挤压程度越大,个体初婚风险越小、初婚年龄就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婚配性别比每上升0.1,个体初婚风险降低38.43%。对婚姻市场整体而言,随着婚配性别比提高,男女双方供需失衡加剧,婚姻失配导致婚姻挤压程度提高,婚姻的可获得性降低,从而使人们进入初婚的时间推迟。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失衡是导致个体初婚推迟的重要因素。基于婚姻挤压对初婚年龄推迟具有显著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认为近10多年来中国两性初婚年龄出现加速推迟也受到了婚姻挤压的影响。中国20世纪90年代性别比失衡不断加剧,21世纪初性别比失衡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近10多年来的婚姻挤压也在不断加剧,对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回归模型中包含的诸多个人和省级层面的经济社会变量检验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初婚年龄推迟的作用。

浅论农村适婚男青年婚姻挤压之原因——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种视角

当前,适婚男女青年的数量差越来越大,适婚男青年遭受的婚姻挤压越来越严重,承担这部分婚姻挤压的人群多集中于农村。通过宏、中、微分析发现,婚姻挤压的成因主要是宏观上计划生育背景下的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中观上的成因是由于地域人口流动造成女性人口流入城市,导致农村适婚男性婚配范围进一步缩小;微观上是部分农村适婚男青年因个人经济、身体、素质等方面相对弱势而被排斥。

乌鲁木齐男性婚姻挤压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男性婚姻挤压这一现象逐步凸显。乌鲁木齐作为中国的重要城市之一，这个问题也被逐步重视。本文通过陈友华单身婚配性别比计算方法和出生性别比计算婚姻挤压的方法等两种研究方法证实了鸟鲁木齐男性婚姻挤压的存在及严重程度，分析了婚姻挤压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苓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导致了男性婚姻挤压。在潜在初婚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标准化初婚频率和去进度效应方法设计了两种新的模型,并与现有模型结合,研究中国婚姻挤压状况。在潜在初婚比基础上开发的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2016年到2046年的30年时间里,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潜在初婚比都在1.15以上;2060年之后保持在1.05-1.08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会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6年至2046年平均每年过剩男性在120-150万之间,2060年之后每年在50万之下。如果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控制,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情况将严重得多。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和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2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其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挤压感受和年龄对于男性生命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其影响方向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这说明婚姻挤压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村持续的性别失衡带来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对家庭养老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9年福建省X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基于压力应对理论分析主客观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在面对未来养老压力时,客观存在的婚姻挤压现状比主观遭受婚姻挤压更能构成养老压力源,大龄未婚男性拥有的养老资源少于已婚男性,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采用消极的退行方式应对养老,即不为养老做任何准备。

婚备竞赛、底层婚姻挤压与外地媳妇生成机制——基于豫南S县D村的驻村调研

外地媳妇,是中国农村底层家庭消解婚姻风险进而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重要应对机制。基于豫南S县D村的田野调研表明:男孩偏好的生育传统,在特定时期计生政策的高压执行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加之打工经济家计模式下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女性资源外流可能性增加,女性资源稀缺。本地婚姻市场偏好,父母人生任务强文化规定性,共同形塑了本地婚姻市场婚备竞赛的不可退出性:上层竞优、中层跟进、底层挤压的婚备竞赛格局就此诞生。外地媳妇,作为处于双重劣势地位的底层家庭婚姻风险应对机制,有效缓解底层家庭父母人生任务焦虑的同时,本外婚姻结合的脆弱性,也为底层家庭次生危机埋下隐患。底层家庭再生产类型与机制分析,值得持续关注。

婚姻挤压和流动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西安的调查发现

基于西安市男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的已婚男性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达到37.2%,显著高于已婚分居男性中30.1%和已婚同居男性中17.2%的发生率(Chi2=31.33,p=0.000);婚姻状况、艾滋病知识得分、年龄、收入等变量均与商业性行为发生率及发生频度显著相关;同时,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频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并受到艾滋病和性病知识、商业性行为发生频度、婚姻状况及年龄的显著影响。

西北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现状——基于青海省HY县S乡婚姻市场的实证研究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传统,以及近年来持续上升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农村地区的婚姻挤压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全面展示了青海省HY县S乡的婚姻现状,发现当地婚姻市场已经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严重,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西北农村地区婚姻的真实现状。

婚姻挤压困境中青年择偶观念的转变——基于算法下沉的云相亲平台的青年调查

人工智能驱动的云相亲平台已成为新时代青年婚恋交友的重要渠道,热衷娱乐社交的适婚小镇青年正成为云相亲平台下沉市场主力军,积极参与线上平台的自我表述和远程互动中。云相亲平台广泛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不仅为小镇青年寻找匹配的对象提供技术支持,更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形塑着他们的择偶观念。文章基于云相亲平台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并结合文本挖掘技术展开分析,发现算法下沉的云相亲平台有助于小镇青年突破通婚圏层的内卷困境,具有对离异女性的社会接纳度增强,意愿通婚圏更少受地域、文化和年龄限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择偶标准中并存等特点;平台提供的自我表述机会成为小镇青年择偶观念社会学习的支持空间,女性在交友心声中表达出依靠型诉求、坦诚型诉求和困境型诉求,男性则表达出照顾型诉求、情感型诉求和忧虑型诉求,呈现出从经济伙伴到精神共识的择偶焦点转移、从强调工具性到追求平等和长期和谐的真诚择偶观的转变。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对中国2000年-2050年因出生性别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现在的出生性别失调将造就大批无法婚配的单身男性,这将对未来的婚姻市场、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夫妇从家庭角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完善生育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

出生性别比与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传统的对男性偏好的影响下,唯一的生育机会就使家庭偏向于生男孩,造成出生性别比严重偏向男性。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必然造成婚姻挤压呢?本文主要讨论二者的关系及影响婚姻挤压的相关因素。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城乡间、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方位调研地区婚姻成本实践内涵,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先行”,充分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依托群众性自治组织加强引导,建立政府主导、社区与家庭参与的婚介机构等政策建议。

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

作者通过对深圳市结婚登记资料及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存在明显的择偶坡度:在年龄上是男大女小,即男性倾向于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女性为妻,女性相反;在学历上是男高女低,即女性倾向于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或与自己相当的男性,男性则相反。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大龄职业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此建议现代职业女性通过调整择偶坡度来增加自己的择偶范围,以缓解现代社会大龄女性择偶难的问题。

性别比、婚姻挤压与妇女迁移———以拉祜族和佤族之例看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移问题

应用人口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讨论了我国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与少数民族妇女从边疆迁徙到内地省区之间的关系。从云南拉祜族和佤族妇女的婚姻迁徙人口统计数据中看到 ,某些汉族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后 ,逐渐突出的婚姻挤压问题引发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徙 ,并从而使得部分小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和其他社会问题。

中国婚姻挤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基于普查数据的时期分析和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

基于国内外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文献综述,对建国以来我国婚姻挤压演变和发展趋势做全面的考察与分析。通过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时期分析来考察我国婚姻挤压的演变状况,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出现的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估计未来40～60年中国婚姻挤压的发展趋势;并预见如果未来出生性别比保持2012年水平或者在2030年之后依然偏高,我国剩余男性的数量将会增加,婚姻挤压将会更加严重。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多伴侣行为研究

利用"中国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的数据,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多伴侣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总体中的多性伴侣发生率不高,然而有过性经历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他们的性伴侣类型多样。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态度和观看黄色录像行为是影响农村大龄男性多伴侣性行为的显著因素。然而,教育和年龄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多伴侣行为更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性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