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夫妻中男性患者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基于婚姻调适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夫妻中男性患者婚姻调适在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时间连续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4月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IVF-ET治疗的293例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我效能感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和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接受IVF-ET治疗的男性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68.46±10.85)分。婚姻调适与自我效能、生活质量总分均呈正相关(r=0.408、0.391,P<0.01),婚姻调适是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β=0.104,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74%。结论接受IVF-ET治疗的男性患者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婚姻调适在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在改善接受IVF-ET治疗男性患者生活质量的干预工作中,应重视婚姻调适的影响,注重激发患者自我效能,开展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提高婚姻调适水平以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32对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的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一般问卷、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婚姻调适量表、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夫妻进行评估,运用主客体互倚模型进行结果验证。结果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分别为(42.29±6.04)分、(45.98±7.54)分;患者夫妻婚姻调适分别为(90.56±23.48)分、(89.24±28.45)分;患者夫妻社会支持分别为(56.68±11.26)分、(53.68±14.42)分;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分别为(38.88±4.68)分、(42.36±6.48)分。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对应之间均呈正相关(P<0.01)。患者夫妻的疾病感知、婚姻调适与社会支持均能显著影响其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主体效应明显存在(P<0.01);患者夫妻的婚姻调适与社会支持能影响其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客体效应亦明显存在(P<0.05)。结论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应引起重点关注。研究人员可以基于二元角度从患者个体、配偶、社会不同层面给予干预,以降低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二元应对、婚姻调适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二元应对水平、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21年8月至2022年9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妇科和肿瘤科住院治疗的180对宫颈癌化疗患者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应对量表、婚姻调适量表和生活质量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宫颈癌患者的二元应对、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得分均低于其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宫颈癌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婚姻调适与生活质量均呈正相关(均P<0.05)。在主体效应方面,宫颈癌患者夫妻的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均能够预测自身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β=0.678、0.62、0.65、0.64,P<0.001);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能够预测配偶的生活质量,配偶的二元应对及婚姻调适也能预测患者的生活质量,均呈正相关(β=0.62、0.597、0.600、0.675,P<0.001)。结论宫颈癌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不仅受自身影响,也受配偶的影响,要重视患者夫妻的二元应对水平和婚姻调适的交互影响,从而改善宫颈癌患者夫妻的生活质量。

婚姻调适在育龄期乳腺癌更年期综合征病人中的应用进展

对婚姻调适的应用现状、干预方式以及婚姻调适在育龄期乳腺癌更年期综合征病人中的应用效果及局限性进行综述,旨在加强医护人员对育龄期乳腺癌合并更年期综合征病人及配偶婚姻调适的关注,为临床工作提供借鉴。

克罗恩病患者及其配偶主观幸福感与婚姻调适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目的利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克罗恩病患者及其配偶主观幸福感对婚姻调适的作用。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南京市某3级甲等医院210对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选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for Chinese Citizens,SWBS-CC20)、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Locke-Wollan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LWMAT)对其进行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夫妻主观幸福感和婚姻调适方面的差异,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和Pearson分析法,分析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对婚姻调适的影响。结果患者和配偶各自的主观幸福感均可以正向预测自身婚姻调适(β=0.67、0.71,P<0.01),即主体效应明显;同时,患者与配偶的主观幸福感均能正向预测对方的婚姻调适(β=0.47、0.46,P<0.01),即客体效应明显。结论克罗恩病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受自身及对方主观幸福感的交互影响,且主观幸福感与婚姻调适之间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显著。因此应将克罗恩病患者及配偶视为一个整体,关注夫妻双方的二元交互影响,积极探索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调适干预方案,对改善克罗恩病夫妻的心理适应有重要意义。

不孕症女性患者良好婚姻调适过程的叙事研究

良好的婚姻调适对不孕症女性患者的压力、不孕症治疗及婚姻生活有积极作用。为深入探索不孕症女性良好的婚姻调适过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目的抽样法对13例不孕症女性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情境分析法分析资料。以不孕症女性的视角,诠释其良好的婚姻调适是以个体化婚姻背景为基础,女性与配偶在互动中激发的情感为主要驱动力,夫妻在认知、行为、态度层面动态趋同的过程。在不孕症女性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应给予专业的知识指导和心理支持,帮助不孕症女性患者通过有效婚姻调适改善婚姻质量,进而降低不孕症带来的压力。

婚姻调适在不孕女性D型人格与生育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研究

目的研究D型人格对不孕女性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婚姻调适的中介作用。方法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间,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招募不孕女性213例。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生育生活质量量表、D型人格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对受试者进行调查。使用SPSS 24.0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213例不孕女性中,111例(52.11%)为D型人格。D型人格不孕女性生育生活质量总分、情感反应、身心关系、婚姻关系、治疗耐受性、治疗环境得分均低于非D型人格不孕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型人格直接负向预测生育生活质量(β=-0.387,P<0.001),婚姻调适在D型人格和生育生活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41,占总效应的26.70%。结论应对D型人格的不孕女性采用二元应对的夫妻共同教育,以改善其婚姻调适和生育生活质量。

感知伴侣回应对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自我表露和婚姻调适的影响研究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考察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双方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的影响,为提高乳腺癌患者夫妇的婚姻调适,制定基于夫妻二元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选择在西安市某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就诊的340例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感知伴侣回应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PPRS)、痛苦表露指数(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及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量表(Locke-Wollance marital adjustment scale,LWMAS)进行调查。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患者夫妇在感知伴侣回应、自我表露和婚姻调适中的差异性;采用Mplus 8.0建立APIM模型,并用Bootstrap置信区间评估法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共有291对患者夫妇完成研究。患者的自我表露(t=4.877,P<0.001)及婚姻调适(t=2.107,P=0.036)高于其配偶,两者间的感知伴侣回应无差异(t=-1.235,P=0.217);APIM模型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中,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均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自我表露(β=0.306,β=0.245,P<0.001)及婚姻调适(β=0.322,β=0.332,均P<0.001);在客体效应中,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可正向预测配偶的婚姻调适(β=0.258,P<0.001),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患者的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均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243,β=0.412,均P<0.001);中介效应显示,患者及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可借由患者的自我表露影响其婚姻调适[患者效应量=0.055,P=0.006,CI(0.022,0.1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68%;配偶效应量=0.047,P=0.009,CI(0.020,0.09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27%];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可以通过自身自我表露影响其自身婚姻调适[效应量=0.069,P=0.007,CI(0.029,0.13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29%]。结论乳腺癌夫妇的婚姻调适、自我表露与双方的感知伴侣回应密切相关,因此相关干预方案应基于提升夫妻感知伴侣回应的视角制订。

不孕女性患者婚姻调适、自尊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调查不孕女性患者的婚姻调适、自尊及抑郁现况,并分析三者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2月—5月在湖南省某三级医院生殖中心治疗的244例不孕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自尊量表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不孕女性患者的婚姻调适、自尊及抑郁总均分依次为(101.42±20.76)分、(28.24±4.96)分、(17.82±10.47)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孕女性的抑郁与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r=-0.609,P<0.01)与婚姻调适存在显著负相关(r=-0.548,P<0.01);且婚姻调适与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r=0.441,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居住地、家庭月收入、助孕原因、婚姻调适以及自尊水平是不孕女性患者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不孕女性患者的抑郁、自尊、婚姻调适之间存在相关性,医院和护理管理者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提高不孕女性患者的婚姻调适及自尊水平,从而减轻其抑郁情绪。

不孕不育症患者婚姻调适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不孕不育症患者婚姻调适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方法采用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对156例不孕不育症已婚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婚姻调适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结果 156例不孕不育症患者婚姻调适总分为(100.7±15.5)分,其中婚姻调适良好为51.3%,婚姻失调为48.7%;婚龄≤5年组较婚龄>5年组患者婚姻调适好(P<0.01)。在人格特征中精神质(P)、神经质(N)维度得分为倾向型,内外向(E)和掩饰性(L)维度得分为中间型;婚姻调适良好组与婚姻失调组、婚龄≤5年组与婚龄>5年组患者人格特征在精神质(P)、内外向(E)和神经质(N)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患者婚姻调适与精神质(P)、神经质(N)维度呈负相关,与内外向(E)维度呈正相关;患者婚龄与精神质(P)、神经质(N)则呈正相关,与内外向(E)、掩饰性(L)维度呈负相关。结论不孕不育症患者家庭婚姻失调较多,婚姻调适与婚龄影响不孕不育症患者人格特征。提示不孕不育症患者影响其身心健康,应早期对其进行心理干预,特别是对于婚姻调适不良及婚龄>5年患者。

已婚独生子女的婚姻调适

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阶段。本文探讨已婚独生子女的婚姻质量及与家庭因素的关系。

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测定

目的:探讨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度。方法:采用Olson婚姻质量量表(ENRICH)与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对118例已婚海洛因依赖者进行评定,并与量表的常模的正常参考值比较。结果:已婚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质量明显降低,ENRICH8项因子(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方式?经济安排?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信仰一致性)评分都显著低于正常。吸毒患者的婚姻失调现象严重,调适良好者(评分大于100)仅为18.64%。患者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0.552,P<0.01)。结论:已婚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度明显降低,应针对患者的婚姻状况进行有目的的干预与治疗。

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婚姻调适的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婚姻调适现状,探讨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4所三级甲等医院243对乳腺癌住院患者及其配偶照顾者为研究对象,使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Marriage Adjustment Test,MAT)评估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情况,分别使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Breast Cancer Therapy,FACT-B)和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M.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MADSI),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和症状发生情况。结果婚姻调适得分患者为(104.80±21.88)分,配偶为(106.45±23.79)分,患者婚姻失调者占34.2%,配偶婚姻失调者占32.8%,一致性检验显示夫妻双方婚姻调适评估结果一致性不可靠(Kappa值为0.36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家庭状况、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婚姻状况为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F=11.174,R2=0.250,P=0.000)。结论大部分乳腺癌患者夫妻婚姻调适较好,两者婚姻调适情况互相影响,但不能用一方评估结果代替夫妻双方评估结果。应重点关注社会/家庭支持较少、症状程度严重、再婚的患者。鼓励配偶参与照顾工作,将患者—配偶作为一个整体实施干预,以提高其婚姻质量。

71例不孕症患者婚姻调适与医学应对方式分析

目的探讨不孕症患者婚姻调适度与医学应对方式,为临床开展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与医学应对问卷,对71例不孕症已婚患者进行测评,并与量表常模比较。结果71例不孕症患者婚姻调适总分(100.61±14.51)分,其中婚姻失调34例,占48%;婚姻调适良好37例,占52%;婚姻调适良好组中,婚龄≤5年的患者占多数(29/37,78%)。医学应对问卷评分中,本组的面对维度得分低于国内常模(P<0.05),回避得分高于国内常模(P<0.01),屈服得分与常模相近(P>0.05)。结论不孕症患者的家庭婚姻失调比例占半数,其积极应对方式不足;提示应早期对其进行心理干预,积极探索应对指导策略,以促进其家庭和睦,提高不孕症患者的应对能力,缓解其身心压力。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测定

目的 探讨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程度。方法 采用 Olson婚姻质量量表 (ENRICH)与L ocke- Wa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对 6 6例已婚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评定 ,并与量表的常模或正常参考值比较。结果 已婚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质量明显降低 ,ENRICH六项因子 (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法、性生活、角色平等性 )评分都显著低于正常。患者的婚姻失调现象明显增加 ,调适良好者 (评分大于 10 0 )仅占 47%。患者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r =0 .5 5 6 ,P <0 .0 1。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组与较差组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已婚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姻质量与婚姻调适度明显降低 。

不同不孕年限女性的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和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

生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件大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虽有所改变,但仍有许多夫妻认为没有生育孩子的婚姻和家庭是不圆满的[1-2]。大量研究表明,不孕女性处于家庭与社会的舆论之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易出现孤立、恐惧、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对患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如缩小自己的社交圈、降低与家人间的亲密度、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等[3-6]。因此,本文对不同不孕年限患者的心理状况、婚姻调适和社会支持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旨在为临床工作者对不孕症女性实施心理护理提供重要依据。

早期婚姻调适干预对孕产妇可控性高危疾病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早期婚姻调适干预对孕产妇可控性高危疾病的影响。方法将每月筛选出的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详细数据录入电脑,对女方进行婚姻调适度测试,按照结婚登记顺序依次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由专人按照干预方案进行跟踪干预。两组均进行正常孕产期保健、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并在产后访视(产后42天)时对研究对象进行婚姻调适度测试。凡未在本院检查、分娩及干预组干预1年后未怀孕、未坚持到干预疗程结束的对象,全部不作为统计分析对象。将所有资料均输入课题软件中进行数据统计,应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统计学分析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结果早期婚姻调适干预可有效降低孕产妇可控性高危疾病的发生率,并对孕产妇不同的可控性高危疾病产生不同的影响,剖宫产率、产后大出血发生率、臀位助产和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早产和低体重儿发生率均明显降低。结论早期婚姻调适干预可有效降低孕产妇可控性高危疾病的发生率。

已婚女性婚姻调适及其与幸福感的关系——以福建省调查为中心

采用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和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对1553名福建已婚女性居民进行调查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控制混杂因素后,婚姻调适不良是导致福建已婚女性居民幸福感不高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福建已婚女性居民婚姻调适影响幸福感,改善婚姻调适状态,能够提高幸福感,进而提高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

目的:探究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方法:选取某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乳腺专科门诊的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共206对,采用婚姻调适测定(MAT)、二元应对量表(DCI)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分析患者及其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结果:乳腺癌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得分均低于配偶,而委托性二元应对得分高于配偶(均P<0.05)。APIM结果显示,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及配偶的共同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均正向关联(β=0.76~2.37),与配偶的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73、1.85),配偶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14);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94、-0.86),配偶婚姻调适与患者的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48)。结论:本研究提示,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相关,积极的二元应可利于自身及对方的婚姻调适。

100例海洛因依赖者的婚姻调适测定及社会支持的研究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１９９６年７月３１日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戒毒病区”共收治海洛因依赖者（下称瘾者）７４１人次，对其中的１００例有婚姻史者进行了婚姻调适及社会支持的研究，并将有关结果与正常人作了比较。全部案例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ＣＣＭ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