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技管发[2023]26号)

荣华街道、博兴街道,亦庄镇、瀛海镇:现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3年10月1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办法(试行)。第一条‧为进一步减轻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伤残、死亡带来的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体现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关怀,依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北京市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北京市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苦尽甘来:子女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行为息息相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抚养阶段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提高养育成本、降低劳动供给、改变资产配置增加家庭财务脆弱性,其中城市家庭更为显著。而父母在体制内工作、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的家庭则不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显著降低了家庭财务脆弱性,呈现出苦尽甘来的生命周期特征。从而,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对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面临较大的独生子女死亡风险。“七普”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资料,基于“四普”至“七普”数据,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2020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结果显示,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其中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191.9万人,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66.4%;“六普”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七普”数据缺乏一致性,基于“六普”数据到“七普”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七普”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进度的推迟,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基于此,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男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的危险性饮酒与决策能力的相关性

目的:探索男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OFAD)的危险性饮酒与决策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根据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得分(AUDIT,划界分为7)将OFAD分为“危险性饮酒组”(n=29)和“非危险性饮酒组”(n=43)。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IGT)评估被试的决策能力。使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间的IGT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讨决策能力与危险性饮酒的关联性。结果:危险性饮酒组与非危险性饮酒组IGT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危险性饮酒组较非危险性饮酒组block5选择牌2的试次更少[(3.8±2.5)v.s.(5.7±3.1),P<0.05];控制协变量后,危险性饮酒仍与block5牌2选择试次存在正关联(OR=0.72,95%CI:0.57~0.90,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OPAD)中危险性饮酒者决策能力可能更好。

早发型2型糖尿病患者子女颈动脉全息血管硬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评估早发型2型糖尿病患者子女颈动脉弹性功能,并分析影响其弹性的因素。资料与方法前瞻性分析2020年10月—2021年8月河南省人民医院2型糖尿病患者子女63例,根据其父母糖尿病发病年龄(<40岁为早发型,≥40岁为晚发型)分为父母早发糖尿病子女组(早发组,32例)和父母晚发糖尿病子女组(晚发组,31例)。同期选择32例年龄、性别及体重指数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应用全息血管内-中膜厚度测量和全息血管硬度分析技术测量受试者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血管壁位移、血管收缩期管径、硬度指数和脉搏波传导速度,比较上述参数的组间差异。结果早发组颈动脉内-中膜厚度、脉搏波传导速度、硬度指数高于晚发组及对照组(t=0.054~1.228,P均<0.05),血管壁位移低于晚发组及对照组(t=0.048、0.109,P<0.05)。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子女颈动脉僵硬度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且早发组的颈动脉弹性下降较晚发组更明显。

成为受惠者:学校感恩教育话语建构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感恩体验

运用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互构的理论,将感恩教育置于具体的学校情境中加以检视,分析城市公办学校如何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建构感恩教育话语,以及这些教育话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研究发现,学校感恩教育话语将落实“两为主”政策,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建构为学校和教师“施惠”、随迁子女“受惠”的过程;然而,这一感恩教育并不能回应随迁子女的感恩诉求,忽视了他们自主选择道德角色和道德责任的权利,其结果是延续了城市主流社会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本研究揭示了教育场域社会再生产的微观机制。

老年人养老状况对其子女劳动时间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将总体样本分为有限子样本来研究目前中国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险与健康状况对其成年子女就业时间的影响方向与作用程度。结论表明:父母亲主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对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视角从老年人口劳动力供给转向了成年子女群体自身特征,试图对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进行拓展,对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运行规律提供一些重要视角与理论参考,并从劳动经济学视角研究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对于社会保障代际支持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样本。

准老年人子女结构对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

50-59岁的准老年人将在未来10年内陆续步入老年,个体有发生主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流动预期能反映即将步入老年这一“事件”对准老年人心态的影响。研究准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布特点和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因素为帮助准老年人群体构建积极老龄观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本文关注准老年人当下及10年后主观阶层认同的群体分布特点,同时重点关注准老年人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如何影响其社会流动预期,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本研究基于费孝通的“反馈模式”,提出“现实压力机制”和“预期反馈机制”两种假设路径。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和2021年数据描述准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布特点,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准老年人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主观社会感受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对准老年人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准老年人当前及10年后的认同阶层分布均存在“向下偏移”,但这一特征有所弱化;大部分准老年人的社会流动预期呈现小跨度向上流动的特点。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有2个孩子的准老年人相比只有1个孩子的社会流动预期更高,儿女双全的准老年人社会流动预期高于只有1个女儿的准老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预期反馈机制”,即子女数量更多的准老年人对于未来能从子女处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抱有更高的期待,因此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向上社会流动预期。此外,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对准老年人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2个孩子、儿女双全、2个及以上女儿、2个及以上儿子均显著正向影响非农业准老年人的社会流动预期,但对农业准老年人的社会流动预期影响不显著。“预期反馈机制”对这一结果的解释存在局限,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压力-反馈机制”假说,即城市准老年人支持子女的现实压力可能拉低了其对当前所处阶层的判断,当他们完成支持者到被支持者的身份转换之后,认同的主观社会阶层提高,因此出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为了解自我概念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影响,并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以及学业情绪评定量表,在河南省鹤壁、新郑、新乡等地对385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调查。在问卷处理时,删除废卷25份,最终有效问卷360份。研究结果显示:(1)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积极低唤醒和消极高唤醒维度在不同性别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t=3.026,P<0.05;t=1.974,P<0.05),不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客观社会支持维度在不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8.096,P<0.01);(2)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概念(r=0.655,P<0.01)及学业情绪(r=0.165,P<0.01)间呈现正相关,自我概念与学业情绪之间呈现正相关(r=0.257,P<0.01);(3)自我概念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和学业情绪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为-0.278,95%的可置信区间为(0.919,-0.567)。结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对其学业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全部影响可能是通过其自我概念来实现的。

城市义务教育入学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人口流动新形势下的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优化

在流动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的新形势下,城市群承担着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机制的重要责任。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基于政策文本研究各城市针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设置的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定量分析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以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入学制两种模式设置入学门槛,其高低并没有呈现从核心城市(上海)到中心城市(南京、杭州等)再到其他城市递减的趋势。义务教育入学门槛与子女随迁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入学门槛城市比低入学门槛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几率低55%,且这种关系在低收入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加明显。为了构建人口流动新形势下的共享型教育体系,应当优化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在理念上探索城市群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的思路,在制度上创新突破行政区划的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在技术上完善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义务教育资源规划布局。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证立与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该草案意见分歧较大已终止审议,致使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未能得以确立。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对该制度进行构建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强制执行既可以采取间接强制,也可以采取直接强制,在顺位上应优先适用间接强制;二是如果存在未成年子女明确表示反对、强制执行会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以及判决自生效后满一定期限未及时履行等事由,可以产生阻却强制执行的效果。

老年照料中成年子女的压力现状与政策支持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导致老年照料需求激增。在老年人照料过程中,居家养老仍是主流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人口结构变化,成年子女因家庭规模小型化难以平衡照料老人和自身家庭、职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感到力不从心,从而产生诸多照料方面的压力,如生理压力、心理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经济压力等。文章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老年人成年子女照料者的压力,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最终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政策研究

独生子女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特殊产物,随着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高龄阶段,其养老难题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提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关于支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相关政策。研究得出要解决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难题,政府应当履行承诺,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承担部分责任,依托现有保障体系,给予独生子女父母额外优惠政策,同时重视失独、残独家庭,完善失独和残独家庭的特殊救助机制。

江苏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已成为过去,但该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出现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如今,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突显。本文分析了江苏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的选择现状及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方面提供了对策建议。

独生子女需求视角下医养结合机构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老龄化趋势下,独生子女家庭正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压力。研究结果显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不足、专业人员队伍短缺、机构服务消费支出偏高、服务便利性不足,以及服务认知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限制了独生子女家庭对医养结合服务的认同与接受程度。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医养结合机构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抓住发展机遇,创新服务模式和形式,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增加对服务的支持和保障,加强服务的便利性和互动性,加大对服务的宣传教育力度,是优化满足独生子女需求视角下医养结合机构服务的重要路径。

三孩政策背景下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国在2021年宣布实施三孩政策,以应对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压力。这一政策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然而多子女家庭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经济负担和养育压力。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构建较为全面、高效的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针对多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多子女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可行性建议,通过政府、家庭、社区、用人单位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保障多子女家庭的权益,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促进我国生育意愿的整体提升。

返乡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性评价体系研究

通过评估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性,可以及时发现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如学习方式、学习态度、学习环境等。这些问题可能由不同的生活和学习背景而产生,评价体系可以帮助识别这些问题,进而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返乡农民工子女往往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接受教育。评价体系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能获得必要的教育支持。通过评估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性,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点,从而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这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学校适应性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关注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与沟通。通过定期的评估和反馈,可以加强家校之间的联系,让家长更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同时也能让学校更好地了解家长的需求和期望。

宣讲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新法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

利用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察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分非认知能力维度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子女的开放性、外向性和宜人性得分,但对尽责性和情绪稳定性得分没有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户口、年级和地区差异。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子女的物质和时间投资越多,且越倾向于采用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越不倾向于采用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即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教养方式两条途径影响子女人力资本发展。